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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韩氏家族统治时期(1845-1931)

【上部 第二篇】第四章 韩氏家族夹皮沟矿统治权逐渐丧失和金矿的状况(1908年起)(1-4)

2011/5/24 10:00:12 【字体:

第四章      韩氏家族夹皮沟矿统治权逐渐丧失和金矿的状况(1908年起)

  

 韩登举经营韩氏家业的后期,由于国内外、家族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韩氏家业已显颓势。从1908年桦甸设县,韩家开始丧失私人兵权开始,韩氏家族的基业就明显地走下坡路了。

 

第一节  桦甸设县与韩家逐渐丧失私人兵权

 

   “韩边外”之地,跨松花江两岸,东控牡丹江上游,西达辉发江流域。松花江、牡丹江、辉发江皆发源于长白山北麓。清史所说的天女浴身之处的天池,又名闼门湖,即位于长白山顶东北。其鼎盛时期,现在的延吉、安图、敦化、靖宇、抚松、蛟河以及桦甸的四分之三,皆在韩家势力范围之内。据《东三省政略》载:自有韩边外之名,而夹皮沟上下数百里,居民耳目说者,皆谓知有韩而不知有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清廷在长白山一带长期封禁,山林茂密,道路难走,清廷号令不达于此;二是流民进入此地,“韩边外”对各地村屯进行管理,并募集练勇以自卫,民之所见皆韩之号令。

    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清政府统治出现危机。为维护封建统治,适应变化的国内政治形势,清政府实行改制。清代地方官制的改革是以东北地区为试点,取得成功后再向全国铺开。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1907420),清政府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三省分设巡抚,并普遍设置州县。

    光绪年间,现今的桦甸隶属于吉林府管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磐石设县,将“韩边外”区域的官街(今桦甸市政府所在地)及其毗连的地区划归磐石县管理。1907年,时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的徐世昌,开始策划在桦甸设置县治的事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清廷派花翎选道王崇文到夹皮沟一带进行调查并勘查矿务,饬侯补通判张祖荣随同前往,饬韩登举妥为保护。据王崇文的呈请,从正饷银款中提取,发给赴夹皮沟测勘随带员司人等川资五百元。

    韩登举亲到省城,于七月九日带领王崇文一行启程,“十一日抵桦树林子,十二日至木其河(木箕河),十三日至加级沟(夹皮沟),十四日即行下碃验勘查并山形一切事宜。事竣后,韩登举又带领王崇文一行于十七日由沟起身,十九日至桦树林子会所,二十日乘坐木排沿江下,二十四日申刻返回省城。后王崇文回忆自吉林至夹皮沟一行时,曾说“羊肠鸟道,仅能容骑,林深箐密,非由登举为导,则鲜或识途”①。王崇文回省后据实奏报。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71228),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联名奏请以韩边外领地为主设桦甸县治,奏折称“为吉省属境辽廓,拟请择要增设府州县员缺,以固边陲,而资治理……又东南为桦皮甸子、循头、二道江以及古洞河、大沙河一带,依附长白山脉,地势辽阔,拟请添设知县一名,名曰桦甸县”。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129),清政府御批在“韩边外”一带设立桦甸县,为吉林府所辖。设县的原因一方面是适应改制的需要,另一方面

①《东三省政略·夹皮沟篇》第1

 

 

主要是针对韩边外地区,其原因不外有以下三点:其一,韩边外雄踞长白山区,募集练勇以自卫,采金垦荒,势力日大,“居民只知有韩氏,而不知有国家有官府,无识愚氓尚以韩国相呼”①

    因此,清廷欲“减杀韩势,整饬治权”②。其二“韩边外”地区之辽阔,资源之丰富,引起英、美、俄、日帝国主义的争夺。尤其是日本人为把夹皮沟划入其版图,别有用心地称之为“鸭绿江源独立国”、“小韩国”,最后导致清季“间岛事件”,引起清政府的重视,设县管理,以“防外人窥视”③,巩固边疆。其三,此时匪盗盛行,设县有利于统一剿匪。

    巡抚很快决定派直隶候补知府李庆璋前往“韩边外”地区,筹备组建桦甸县。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129)清廷正式批准在桦树林子设立桦甸县。225(正月二十五日),留奉补用直隶知州李庆璋奉命出任桦甸县设治委员。

    新建桦甸县,“东以敦化界之新开岭为界,南以两江口为界,西以磐石境之柳树河西岗为界,北以吉林府境之马蜒河岭为界,东南以奉吉新划之金银别岭为界,西南以濛江州界之那尔轰岭为界,东北以吉林府界之张广才岭东土山子为界,西北以吉林府之奔楼头岭为界。东西三百二十余里,南北二百二十里”④韩边外地区大部分土地被划入桦甸县,其余部分则由敦化、濛江(今靖宇)、磐石各县划去。

    桦甸初设县时,划入吉林府南部的勤礼、勤智、笃行、兴让(一部分)和博文(一部分)等社及磐石县西部的仁惠社和博文社为桦甸县的管辖地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治员李庆璋到任后,在原行政社的基础上,全县划为13个行政区,即博文社、笃行社、诚忠社、守信社、允信社、勤礼社、勤智社、兴仁社、兴让社、仁惠社、闻道社、遵道社、信道社,共13个社。是桦甸设治初的基层行政机构。社下设甲。到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首任桦甸县知县万邦宪到任,改十三社为十乡。乡下仍设甲,社改乡。其中江东地区设的乡为三道乡、勤智乡。夹皮沟地区属勤智乡,实处韩家管内。民国二年(1912年)18,国民政府颁布了《统一和县行政官厅组织令》。按照这个法令,县衙改成桦甸县公署,知县改称县知事,全县的行政区划又改成了8个区。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韩边外”管区的大片土地,已基本上纳入桦甸县治之内。

    由右表可知,就连韩登举

民国14年(1925年)桦甸行政区划

 

 

区别

              

第一区

县治所在地,即今桦甸市城内

第二区

今八道河子镇、榆木桥子镇和桦郊乡及北台子乡的一部分

第三区

今横道河子乡、常山镇、金沙乡和北台子乡的一部分

第四区

今县城以东的集厂子、孙家屯、红煤矿区及苏密沟乡、桦南乡、公吉乡和红石砬子镇的江西地区

第五区

今敦化县大蒲柴河镇、古洞河、大甸子一带

第六区

今蛟河县漂河镇、横道子一带

第七区

今红石砬子镇、老金厂乡、白山镇、夹皮沟等地

第八区

今桦树林子乡和二道甸子镇一带

①《桦甸县志》卷54页。

    ②③《东三省政略·边务·夹皮沟篇》第4页。

    ④《东三省政略·边务·夹皮沟篇》。

的统治中心桦树林子也包括在内,所管辖区域全部划入县治之中。当时规定仅第七区和第八区为韩家所有。从此,以夹皮沟为中心的“韩边外”地区正式纳入州县统治,韩家方圆数百里的领土仅剩江东一隅。

光绪末年桦甸县设治区域图

 

 

 

 

新建县治最初设在“韩边外”统治中心桦树林子,由于许多百姓还照旧到韩家大房子去打官司告状,桦甸县的大小官员认为县治设于桦树林子,是“在韩肘腋,窒碍甚多”,因此,借口桦树林子“地僻人稀,不若官街繁盛”,与江西士绅联合,呈请“寄治于官街”获准。李庆璋要韩登举用比市价高一倍的价钱买下修建在桦树林子的几十间房屋。韩登举开始没有当面应允,与管家商量后同意高价买下县衙房屋,然后将这些房屋全部拆毁。县治迁往官街后,李庆璋与商贾士绅议定在西大街路南(今桦甸市大兴街和人民路交汇处)租赁了一处坐南朝北的“荒闭商肆”作县衙门。一直到民国年间,乃至伪满洲国,都沿用其地办公。解放后,桦甸县人民政府仍在这个坐南朝北的位置上办公多年,1988,桦甸撤县建市后,将市政府办公楼大门改为朝东开。

    《东三省政略》卷四,军事、军政篇曾记载:吉林旧军共十军,凡四十营,统名之曰捕盗队。“前将军长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后,以练军尽撤,防地空虚,与俄人商允编募。三十年(1904)三月,署吉林将军富顺奏报成军。世昌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检校裁留编配五路巡防队,一如奉省之制。先是,吉省西南各路盗匪出没无常,各营口不敷分布,檄桦甸县练总参将韩登举率练勇二百名为游击队。至是将其所部各练兵亦照巡防队定制改编步队一营隶中路。”

    19083月,李庆璋莅桦,将县衙“寄治”官街的同时,将韩家会勇中精悍者“改充巡警”,并调韩边外为教练长。韩登举将家中诸事委托管家,自己亲自挑选一部分得力乡勇,前往省城赴任,并精心筹备、组织训练,建立起一支分地驻扎,昼夜巡逻,“使匪徒无从溷迹,举境奠安”①的巡

①《东三省政略》夹皮沟篇第4页。

 

警队。就连李庆璋对韩登举的带兵能力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据《东三省政略》记载,为褒奖韩登举,吉林行省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十七日516)专门发文,委任韩登举为随办吉林防剿事宜兼充桦甸县练总:“为札饬事,照得吉省军队改编甫定,防务殷繁,遴派得力之员以备调遣。兹查有南山夹级沟(即夹皮沟,当时夹皮沟、加级沟、加皮沟、夹级沟等名称通用,谐音转)练总韩登举,熟谙地势,洞悉匪情,堪以派充随办吉林防剿事宜,兼充桦甸县练总。月给薪水银壹百两,公费壹百两。由粮饷处按月支给。除札委外为此札,该司即使饬桦甸县设治委员遵照办理。”①桦甸建立巡警队后,韩家乡勇改充巡警,韩登举领薪水俸银,俗称“吃上了皇粮”。地方治安得以强化,但从此,韩登举也就交出了枪杆子,开始丧失私人兵权,仅剩下七八两区的地方武装,其管区也正式纳入了州县的统治之下。

    夹皮沟金矿区有组织、有规模地开采黄金始于清嘉庆年间。在其采金历史上历经孙继高、马文良、韩宪宗、韩寿文、韩登举的管理,到1908年设县时已近百年,推动了吉林东南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发展。韩登举辽南抗日、南山拒俄、重整家园、间岛助战,横刀立马、嫉恶如仇、气贯长虹,真可谓是一代枭雄。桦甸设县,“减杀韩势”,带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历史形势发展使然,大势所趋。韩登举明知桦甸已拟设县,对己不利,但最终顺应了历史发展,欣然接受巡抚的札谕,兼做向导,保护王崇文勘查矿务、支持建县,又真可谓是一代俊杰。难怪张相文《南园丛稿》也对韩登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彼盖审察乎世界潮流,知闭门天子,固不如开门节度也,亦可谓识时务之俊杰矣。”

    但从此其势力削减,韩家私人兵权开始削弱,韩家的统治也开始走下坡路。

 

第二节  韩姚沟脱离韩家统治和采金工抗捐抗税

 

    韩家自从桦甸设县以来,不仅兵权开始丧失,且所辖范围也逐渐缩小。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老韩家管辖的娘娘库地方,设置了由奉天省管辖的安图县。当年又关闭了大沙河、古洞河两处会房。到宣统三年(1911年),大沙河流域和古洞河流域的韩边外领地,已完全移交安图县管辖。黄金开采也在走下坡路,随之而来的是金工收益也在不断减少。

    韩姚沟原为韩登举所辖的金厂之一,在清同治初年,因羡慕韩宪宗的发迹从山东投奔到夹皮沟的流民,一部分被派往姚家领域内从事采金事业。当时,姚家的区域是以安图县韩姚沟为中心,以采金为主,其他山货为辅,为韩家管辖范围。在第一代韩宪宗和第二代韩寿文时期,对韩家执臣下之礼。后姚家在韩登举经营家业时,为了摆脱老韩家的管辖,企图免除会经制度下的捐税,于是,以巧妙的手段,暗中联结辽宁省、通化道的官宪人员,由道巡抚张某来韩家讲和,将韩姚沟地区编入新安图县。韩登举为了送张巡抚一个人情,让姚家拿出5000两黄金、10张虎皮、2000两烟土,将韩姚沟等地全部划归姚家。

    韩家与姚家分界线是以两江口为界,以西为韩家区域,以东为姚家区域。(现在,在地图上将韩姚沟误记为汉窑沟或寒窑沟的写法。)1913年,姚家完全自治独立,占有韩姚沟以东延吉的和

     吉林省档案馆藏卷:档号J023-020-0075

 

 

 

 

 

 

 

龙县今和龙市、延吉县今延吉市界的大沙河、古洞河、富尔河等流域,即安图县北部,以古洞河流域的大甸子为根据地。在其领域内不管工人与农民都不缴纳税金,没有穷富之分,姚家提倡与民共存,并挂着“杀富济贫”的大旗,有福同享、有难同遭。因而姚家威信很高。在此地有相当的沙金矿床,也发现了山金矿床,更有优质的煤田和其他有色金属,银、铜、铅、锌、铁等。

    “九·一八”事变后,在其领域内设有电话线路、交通道路,有采金工人20003000人,并配有较正规的“武装常备军”,采金工人备有武器,都是当时的新式装备,势力较大,无人敢侮。姚家之全体人员以及多部分采金工人都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活动在长白山脉、松花江上,以两江口、韩姚沟、延吉、大沙河、古洞河、富尔河、大甸子、和龙、安图一带,声势浩大。姚家的军队受到群众的欢迎,成为日寇的眼中之钉。

    在韩登举管辖区域内,韩家向工人收取“会经”,以每个家庭五口人计算,每年要交纳“会经”费15分,杂税2两,共计35分。这相当于一个排水工十个月的工资。宣统三年(1911年),韩登举效仿奉天省安图金厂,提高“会经”税额。他将会经增加1分,杂税增加15分,增加了采金工人与韩家管内的居民的负担,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娘娘库金场的王山东及夹皮沟金厂工人李老担,发动工人300余名组成“抗税队”,和韩边外谈判,提出了降低税金、增加开荒面积和养种人参的土地等条件。

    当时,由于“韩边外”的势力已开始瓦解,安图县的韩姚沟金厂已脱离韩家统治,韩家安图的大沙河热闹街和古洞河热闹街两大会房因被奉天省划过去而被关闭,夹皮沟的产金工人相继逃走,产金业日益凋零,还有一些金厂也正欲效仿韩姚沟金厂。韩登举看出了自己每况愈下的可怕前景。如果这时候对工人的“抗税队”进行镇压,势必引起整个统治区域人民的大暴动。因此,他做出了让步,答应“抗税队”降税的要求,并允许人民开荒、种植人参等。

    这是工人斗争的第一个胜利。尽管这个胜利还仅仅停留在经济斗争上,但对韩家统治者来说,打击仍然是沉重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

 

第三节  韩登举误入圈套丧失部分矿权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矿业条例》规定:中华民国境内的矿山均属国有,原矿主要重新申报,取得执照后方可开采。否则,视为非法。夹皮沟一带矿区虽在韩家势力范围之内,但如不申报矿权,开采金矿便为违法。

    就在韩家因清末民初东北时局动荡,管区内频频发生变故,还没来得及请领矿照之时,一些达官贵人、富豪财阀已看中夹皮沟这块肥肉,纷纷向省政府申请开采权。先是19126月,毕业于吉林宪政讲演养成所的张荣盛,向吉林省公署呈请县治东北七十五里的沙河子金场的采矿权。这一年,刘振清、王善友县治东南三百里的砂金矿。紧接着,191412月,以20万吊昂价租夹皮沟金矿,韩登举未许。19155月,商人苏贵模又向省公署呈请开采县治东一百三十里,松

 

 

花江左岸的韩家沟的采矿权。这一年,还有谢永亮呈请试采县治东一百五十里的八道河子砂金矿。面对国内外的对手,身为省高级顾问(1912年,吉林督军孟恩远任命)的韩登举奋力相争,百般运动,并上书省公署,请求庇护,他人的呈请才被驳回。但是,在韩登举没有呈请矿权之前,一些人不甘心自己呈请矿权受阻,为达目的,使用各种手段甚至造谣中伤。据吉林省署第九号记载:“闻吉居民韩登举,近县属夹皮沟金矿,租于俄人,底价二十万。”事关国际交涉,19153月,外交部吉林交涉署立即派桦甸县代理警段李惠卿“详细探访”,拿其“据实”。李惠卿接令后,马上“前往夹皮沟一带,沿路秘密查访”,抽查结果是,民国三年(1914年)阴历十一月十五、六日,确实有“俄人一名,带领通事一人,在夹皮沟等处采看金矿”,之后向韩登举提出“按二一添作五伙作此金矿”,而韩登举提出分股或“三七”、“二八”合作开矿。最终“尚未商酌妥洽”。韩登举曾言:“夹皮沟金矿乃我国之地利,焉能轻将利权外溢。微论二十万吊,即千万吊,此事关系国家交涉,殊非浅鲜,何敢擅行私自代国卖产。即与伊伙作金矿,或股分亦得先行呈明,蒙准后始得开办”。①至此,事实澄清。

    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日本签订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出卖中国九大矿权,其中包括夹皮沟金矿。

    日本人觊觎夹皮沟黄金宝藏,早有图谋,早有行动。随着“二十一条”的签订,日本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也加快了入侵夹皮沟金矿的脚步。

    民国五年(1916年)1212,日商谷村正友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一万五千元强租夹皮沟金矿,韩登举被迫与谷拟订《出租夹皮沟金矿草约》十条。草约中规定“每年出纳地皮及山分钱金票一万五千元,五年内不准增租长价,后五年增长租价须得另立合同。一租十年为期,期满另行再议。”在第八条中规定:金厂开办之日,如果需兵保护,须由中国招募华兵在厂驻防保护,不准日人调用日兵,所招之华兵,由日人按月付薪。第九条规定:所租只是挖金地点,旧有房屋及地皮一概不在出租之内,如日人需要应缴纳地皮钱。韩登举只是与谷村正友草签了这份合同,并马上于当日上书吉林省长郭侗伯,请求金矿可否租给日人开采。禀文称:“加级沟(夹皮沟)金苗之丰富,日人早有所闻,于十数年前,该日人曾以游历为由,早已踏验明白,垂涎已久。以故前七八年间,日人屡以该处争为“间岛”,经绅禀请公家,力为辨白,始作罢论。近几年来,该日人又千方百计屡欲价租该地采挖金苗。绅屡屡推脱搪塞,总未许可。现又有日人谷村正友前往加级沟踏验金苗,向绅百般商恳,拟欲价租,绅亦未许可。唯思若将该厂租与日人开采,诚恐违犯公法,若不租与日人,又恐藉此酿成国家交涉,绅进退维谷,无计可施。况加级沟地方,现在又在条约之内,绅以钱粮之地,自己之产,竟成无可如何之地,为此日夜焦虑,实无一定之方针。”又称“绅本一介武夫,材识鄙陋,且于法理不堪明晰。……然犹恐日人年久狡赖,不归绅,展转思维,殊少圆通之策……可否租与日人,是否违犯公法,敬请省长指示一切,俾绅有所遵循,庶免愆尤之失。果系违法不准租与日人,即作罢论,绅再设法推却。若日人狡赖,强欲价租,仍恳省长设法维持,免致酿成国家干涉。如不违法,准其价租,绅即与日人谷村正友订立合同,一租十年为满期,现已草创合同一份,恭呈鉴阅。至于可否价租,是否违法,理合肃禀,敬候批示遵行。虔请钧安。”②

    吉林省公署在接到韩登举的呈请后,省长郭侗伯在他的第292号训令中指示交涉署实业

①吉林省政府档案馆存件。

     林省政府档案馆存,档号J101-06-1198

 

 

 

 

科:“事关外人租有矿权,亟宜审慎”,“仰该厅即便遵照会同特派交涉员妥为具复,以凭核夺”①。吉林政务厅厅长兼财务厅厅长高翔在接到训令后,立即着手办理,191726,一份报告交到省长郭侗伯面前。报告中说“查中外国民合办矿业,应遵照矿业条例,备有多种手续,呈请农商部颁发执照,方准开采”,韩登举所请“将加级沟金矿租与日人谷村正友开采之处,核与现行矿业条例不符,未便照准”。191727,省长郭侗伯训令韩、谷条约作废。

    呈请被驳回,草约作废,正合韩登举之意。但是,不久,又一场日人呈请矿权的丑剧上演了。

    19171119,江苏商人蒋嘉琛伙同日人林正次请领夹皮沟金矿采矿执照。韩登举闻知此事后,立即于民国七的(1918年)三月十三日上书省长公署,言“今蒋某与日人合资,虽矿业第四条有准许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股开采,然亦不能置地主于不问,其蒋某呈报开采,绅实难承认。”因为“夹皮沟金矿之区,绅系地主,蒋某私自控报开采,并未先行通知”,与矿例条约有关规定不符,况夹皮沟地方为“五方杂处”之地,“蒋某与外人合资,倘生意外之变,不但绅身命财产攸关,且恐酿成国家交涉,后患何堪设想……矿区系中国土地,中国和权与其共之,岂可勾引外人?”②

    在与谷村正友、蒋嘉琛等为矿权进行争夺之时,韩登举也认识到请领矿权的重要性。因此,决定自己申请夹皮沟的矿权,怎奈财力不足,便寻找合伙人。就在这时,一个叫王奉庭的人,主动提出与韩登举合资,共同呈请夹皮沟金矿矿权。韩登举与王奉庭于民国六年阴历九月间,开始商量合作情况,先由王奉庭“交地皮金壹万五千元,复往会勘区域,绘图贴说,手续逐渐进行”。又于阴历“阴历十一月七日,双方订立合同”,并上报呈请矿权:“俾绅与王奉庭以便进行,庶免利权外溢”。③

    19181月,两份呈请夹皮沟金矿矿照的申请,摆在省长郭侗伯面前。一份是财力雄厚的江苏商人蒋嘉琛,背后还有日人林正次撑腰;一份是夹皮沟金矿区的地主韩登举,欲与王奉庭联合开采。省长郭侗伯面对这一棘手的矿务交涉案,命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王嘉泽、吉林实业厅厅长陶昌善、第一科科长陈树基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蒋、韩进行专门调查。1918313,省长郭侗伯得到调查组的报告。报告中对韩登举与王奉庭合开金矿的呈请,认为“仍系私相受授行为,核与矿法不合”,指出夹皮沟金矿“已注中日新约,指定应中日合办,事关交涉,尤宜审慎……蒋嘉琛与日人林正次合资试探该处金矿,其呈请手续悉遵矿业条例,……若无故注销其原案,势必酿成交涉”。但又怕下发矿照给蒋,韩登举会阻止其进入夹皮沟,事态闹大,无法收场。调查组建议“令传该绅到省,切实开导,务令遵矿法约章,免酿意外交涉”,至于蒋嘉琛“亦应先与韩绅妥为接洽,于事实上方能前往该处探矿”。但韩登举坚决拒绝蒋进入矿区开采。蒋嘉琛与林正次的呈请最后未准。19188月,王奉庭与韩登举的呈请获准,吉林实业厅为他们下发了执照。韩登举以每年交地租三万五千元,将金矿租与王奉庭。至此,韩登举认为祖宗经营五六十年之久的矿山,最终没有落入外人之手。但事实上,韩登举却是中了王奉庭设下的圈套。

    原来,韩登举申请矿权心切,自己资本微薄,在寻找合作者时,并未深究王奉庭的背景。而王奉庭背后的操纵者竟是日人丰八十一。王奉庭在得手之后,只交了一年的租金。丰八十一在王奉庭取得夹皮沟金矿的执照后,便频频与蒋嘉琛和林正次接触,于1918年秋天,背着韩登举将夹皮沟矿照转卖给蒋嘉琛与日人林正次,而王奉庭则携巨款溜走。韩登举后悔不迭。

①《吉林省长公署档》卷22883号。

②③原东北档案馆藏件。

 

 

蒋嘉琛和林正次在矿权到手后,向吉林实业厅报领两处金矿,“一处占地三百九十亩,一处占地五百二十亩,两处共计九百一十亩”①。19188月,段祺瑞政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向日本政府借款,为讨好日本政府,于82,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关于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出卖了中国的资源。实业厅的官员们明知蒋嘉琛、林正次取得矿权是一骗局,但屈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只好默许。并于191811月批准了蒋、林的呈请,夹皮沟金矿的矿权部分地落入日人之手。

 

第四节  联合驱赶孟督军

 

    黄金是韩边外的主要产业。失去了矿权,就等于失去了财源。韩边外地区的经济每况愈下。捉襟见肘之时,韩登举竟然在管区内种起了大烟。在种大烟时期,韩边外管区的夹皮沟、会全栈、金银壁、天朝阳沟、大洋岔等地,到处都有大烟馆,大烟鬼处处都有。他的家属很多都抽大烟,吃好的,穿好的,不干活,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白天十二点以后起床,有丫环佣人侍候,出门坐小车子,冬天坐带暖箱子的爬犁。尤其是第四代堂字辈的,抽烟更甚。

    1911年正月二十三日(31),吉林省民政司颁布《禁烟令》,吉林成立禁烟公所。但“韩边外”管区夹皮沟等地仍种鸦片。吉林省民政厅颁布的禁烟令规定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一日为禁断之期,自此以后,所有代售烟膏者,一律停止买卖,余下的立即上缴销毁。吉林督军孟恩远对“韩边外”的势力耿耿于怀,早就想消灭韩边外的势力,怎奈无从下手。而在吉林省实行禁烟后,韩登举仍不顾法令,按年照种大烟不误。此时孟恩远终于抓住了韩登举的把柄,于1917年春,派一队人马奔赴南山禁烟。据《盛京时报》记载,韩登举不买督军的帐,集合家兵,“用武力将孟恩远的一班人赶出南山”。无论后人对孟恩远如何评价,但其禁烟则是对的。韩登举的作法委实不在理上。

    孟恩远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再用武力进攻南山,迫使韩家就范。韩登举也厉兵秣马,准备迎战。双方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正当此时,韩登举的谋士、挚交、革命党人林趾仁,劝告韩登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建议和解。韩登举接受建议,派林趾仁送烟土两千两出面讲和。主张禁烟的孟恩远居然收受了烟土,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但一场风波暂告平息。

    事情并未结束,韩登举咽不下这口恶气,想驱走孟恩远。于是寻找靠山。在林趾仁的建议下,韩登举派谋士林趾仁为特使,带上厚礼赴奉天向张作霖求援。1917829,林趾仁在奉天拜见张作霖,陈述韩登举“愿率领田畴间训练成熟之壮丁二万余人”,自备粮饷,“投效国家”。

    是日,日人在奉天办的华文日报《盛京时报》报道了有关消息。《盛京时报》为19061018由日本人中岛真雄创办,表面上为民办,其创刊号打出“开通吉民之知识,轮纳外界之文明”的幌子,暗地里却在为日本国政治服务,它“借外交之后盾,为离间我国人之手段”,“独肆言中国内政,无所顾及,侵略色彩极其浓厚”②。《盛京时报》在1917829的报道中说:“近顷韩登举闻张雨亭(即张作霖)督军有招兵之议,因财政大绌,不克举行,特派人来省(现寓小南门里三江旅馆)面见督军,陈述愿率田畴间训练成熟之壮丁二万余人(约两师)自备枪械、马匹兼粮

①《北满金矿资源》。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饷,报效国家。张督军闻而大悦,当派鲍顾问前往实地调查,俟查复得实,呈请中央,添设二师,可为我国征兵之开始云”。

    林趾仁到达奉天时,适逢张作霖刚刚在“黑省武人夺权”事件中获胜。张作霖要挟北京政府,推荐鲍贵卿出任黑龙江省督军。张武装护送鲍赴齐齐哈尔就任。张作霖高兴之余,意呈请中央,在韩登举区内添设二师。19179月韩登举亲自携人参、虎骨、鹿茸角、豹皮、烟土、金叶厚礼赴奉天面谒张作霖。据《盛京时报》103《韩边外投诚之因果谈》报道:“张督因大欢喜,当允带呈请政府,令伊编为第三十师,俟编成后,即为驱孟之作用,并允以黑省鲍督之侄女,许与边外二少爷(韩绣堂)联姻,拟以三大亲家,把持三省。互相策应,稳图割据。韩于本月十三日(913)始回去,仍在省城小住一宿,次日回夹皮沟,收拾一切,闻于中秋节后来奉,共谋大事云云”。这里是张作霖主媒将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侄女鲍蕴芳许配给韩绣堂为妻。张作霖的大小姐张首芳(冠英)为鲍贵卿次子鲍毓才的妻子,如果鲍韩联姻,那么,张作霖、鲍贵卿、韩登举三人便都成了亲家。

    191774吉林督军孟恩远对张勋复辟帝制颇为热心,从北京电告吉林省督署,宣布自己就任清朝巡抚,命吉林改用宣统年号,悬挂龙旗,并遣副官星夜赶回吉林,催促省长郭宗熙(郭侗伯)辞职。75,孟恩远看到张勋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又通令全省各机关、商铺立即撤掉龙旗,改悬五色旗。

    张作霖、鲍贵卿、韩登举三人联合,抓住孟恩远参加张勋复辟的丑剧等,掀起一股驱孟的浪潮。段祺瑞政府迫于压力,于19171018下令革除孟恩远吉林督军的职务。孟恩远岂能罢休,拒不交权,并在其外甥、吉林督军署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人的武装支持下,通电全国,宣告吉林省独立。很快孟恩远便得知三亲家联合驱孟的内幕,并决定反击,以武力迫使韩登举屈服。无奈此时孟恩远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一人何以能对付三人的联合,于是,便将目标对向了革命党人林趾仁,以林趾仁同南方革命党人孙中山有联系为罪名,出兵南山,强迫韩登举交出林趾仁。

    林趾仁跟随韩登举多年,鞍前马后,鞠躬尽瘁,既为谋士,又是挚友。当孟恩远批捕林趾仁时,韩登举明明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打自己的脸,但还是在高压之下交出了林趾仁。当林趾仁的双手被钉牢在大车的车耳板子上时,韩登举 —— 一个顶天立地、嫉恶如仇的形象也就随之消失。没过几天,林趾仁在吉林被孟恩远砍头示众,作了张作霖、鲍贵卿与韩登举第一次“联合驱孟”的牺牲品。

    每年的正月初三是韩登举母亲刘氏夫人的生日,韩登举都要为其母亲大操大办。最初是在桦树林子操办,1881年,吉林西关的宅院建成后,拜寿一事改在吉林。每次过生日,光杀猪就得一百多头。前来拜寿的除了省城里的高官显贵,桦树林子一带的有钱人也都去吉林给韩母拜寿。191923,韩母的生日是在桦树林子度过的。这一天,桦树林子韩家宅院,热闹异常,有钱的人献礼拜寿,没钱的人来看热闹。坐席喝酒的每天不下两三千人,没有贵贱之分,随便坐,随便吃。桦树林子街内各旅馆和韩宅住满了前来拜寿的人。大戏连唱三天,韩家管区的十八个排头也带着自己管区的人前来帮忙。县知事朱约之“亦躬往祝贺,以联感情”①。

    韩母寿诞刚过,紧接着,1919年春天,韩家又把张作霖作媒的鲍督军的侄女鲍蕴芳娶回家

     1919228《吉长时报》。

 

 

 

 

 

门。这一天,婚事操办得惊天动地,桦树林子韩宅热闹非凡。韩家专门请了十六名吹鼓手,一班八名跟随接亲队伍吹吹打打,一班八名留在桦树林子宅院吹打助兴。管区内十八个排头也提前带着帮忙的来韩家操办,杀猪宰羊,烧菜刷碗洗盘,分工明确,井井有条。大宴操办了三天,前来贺喜的老少乡亲都称韩家为东家,有钱的送上贺礼,没钱的捧个人场。

    鲍蕴芳娘家住在吉林,韩家一大早就派出车马和家兵去桦甸接亲,想不到的是半路上在金沙河南岸穷棒子岗(今挥发岗)却遇上了土匪。双方交火,家丁掩护新人边打边退。韩家家兵使用的是清一色的俄式快枪,土匪抵挡不住,败退山里。但是,韩家护卫队的兵头李河当场毙命。韩登举只得自圆其说“接亲半路见红是大喜的征兆”。

    就在韩登举为其母操办寿诞,准备其子迎娶新娘的时候,也没忘驱孟之事。张作霖与鲍贵卿也在积极努力。

    1918年八九月间,曾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任北洋政府总统。1918年的97,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时的张作霖在奉天(今沈阳)有四个师、七个混成旅和十几营巡防队,再加上鲍贵卿和韩登举的兵力,力量足够驱赶孟恩远。因此,张、韩再次发动攻势。

    19191月孟恩远为充军饷,滥发官帖,自19182月底至是月底永衡官银钱号共增发官帖5笔,计28301万吊,其中军费计11400万吊,将近这一时期官帖发行额的一半。19196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唆使吉林士绅何守仁等向东北巡阅使和北京政府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等八条罪状。191976,北京政府调孟恩远作只有空头军衔的“惠威将军”,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接任吉林督军,张作霖的亲信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孟恩远与其外甥高士傧以武力反抗要挟北京政府。张作霖组织吉林讨伐军,任命新任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为讨伐军总司令,以奉天四个师、七个混成旅和十队巡防营的兵力,联合在黑龙江的兵力和韩登举的乡勇为策应,分成东、南、西、北四路向吉林进军,迫使孟恩远就范。两军对峙,一触即发。

    1919719,日军为了通过扶植张作霖进一步扩大其在我东北的势力,在宽城子(长春)北郊二道沟蓄意制造了“宽城子事件”。日军与吉军第三旅、步兵二团交战一个多小时,日本军警死19人,伤17人,中国官兵死12人,伤14人。张作霖想借日本之手驱逐孟恩远,夺取吉林。因此,不仅不向日本抗议,反而以“东三省巡阅使”身份,于721发出自我谴责和保护日本军警商民的训令。日本公使也与张作霖遥相呼应,于同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23日,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免去高士傧的职务,其一切事务委交张作霖处理,谴责孟恩远“不严守军规”,其所有督军事务,移交鲍贵卿。命鲍贵卿赴吉林从事实地调查,“采取妥善措施”①。

    191985,鲍贵卿到吉林走马上任,当上了吉林督军。孙烈臣也当上了黑龙江督军。“驱孟”成功,张作霖排除了异已,“统一”了东三省,当上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从此奉系军阀取得了与直系、皖系鼎足而立的地位。不久,韩登举当上了吉林省署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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