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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韩氏家族统治时期(1845-1931)

【上部 第二篇】第二章 与清廷关系及韩家的统治和管理(1854年起)(1-9)

2011/5/24 9:42:56 【字体:

第二章  与清廷关系及韩家的统治和管理(1854年起)

 

    1854年,韩宪宗接替马文良任金工总把头,并被采金工推举为夹皮沟矿工自卫团团长,从此掌握了夹皮沟矿区的采金管理大权。韩宪宗在掌握管理大权后,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制度。1856年,韩宪宗自封为“统领”,称霸吉林南山,并自挂门匾“威震江东”。从第一代韩宪宗,经第二代韩寿文,到第三代韩登举时,韩家不仅控制了夹皮沟地区,而且安图、濛江(靖宇)的全部,抚松大部分地区以及延边西部地区。桦甸县的四分之三,均在韩家的势力范围之内。韩家领域内的土地、山林、矿山等均为其私有。在清廷明令封禁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寿官府管辖、权似政府的“真空地带”。韩家发展成为以金矿开采业为主,以夹皮沟为经济中心、桦树林子为政治中心的兼营农林商业的一个“独立王国”。

    韩宪宗的“独立王国”,在历史上被称为“韩边外”,是因为清初设柳条边墙,有边里、边外之分。韩宪宗随父闯关东,长期住在吉林省九台县木石河,这里既属于老边边外,又属于新边之外。韩宪宗“每赌时,以‘边外’为字”。后人称之为“边外大爷”。因此,人们渐渐地既以“韩边外”称韩宪宗本人,也以“韩边外”指韩宪宗统辖的全部区域,又以“韩边外”指韩宪宗的政治势力。久而久之,“韩边外”之称不仅“远驰达八官府”,而且“居斯土者,只知有韩氏,而不知有国家,有官府”①。历史上,“韩边外”既指韩宪宗、韩寿文、韩登举、韩绣堂四代人;又指“柳条边”外、长白山北麓的广大地区;也指以韩家三代为首领的与清政府不即不离的政治关系。在吉林省二十九道歌中有“桦甸韩家边外雄”的诗句。韩家四代统治柳条边外松花江东数百里八十余年。“韩边外”远近闻名。

    “韩边外”地区采金兴盛时,金夫多达四五万人,年产黄金187.5公斤(六万两),曾被誉为“长白山下黄金国”。

 

第一节  清政府进剿“南山金匪”

 

    在夹皮沟金矿区有走山人专事采金后,清政府就把这里的采金工人视为偷挖金砂的“金匪”,多次调兵进行剿杀。继孙继高率众开采砂金和马文良大举开采山金之后,清政府更是加大了封杀清剿的力度。

    咸丰三年(1853年),清朝视长白山为“永陵龙宫山”,并把夹皮沟列为“三陵禁地”。此时,清政府虽“因国库空乏,通令各省准人民开采金银矿。征收税金以裕国库。”②但吉林南山这一清廷所谓发祥地,又为打牲乌拉围猎之区,仍是清廷明令封禁的地区。

①《桦甸县志》卷五,第3页。

②《吉林新志》下第5页。

 

 

 

 

 

 

 

 

 

 

  从“韩边外”兴起那一天起,清政府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剿杀。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金田村首义,北攻武汉,东捣南京,不到半年的时间,就从珠江流域打到了长江流域,并在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继而挥师北上,当年十月进逼京津,对清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韩宪宗在夹皮沟地区啸聚山林,吸引流民,擅行淘金、采参、狩猎。清政府绝不会允许在他的大后方有“韩边外”这样一个独立的地方存在,威胁他的统治。

    从咸丰五年(1855)到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数次下诏令吉林将军,派兵搜捕、驱散、进剿南山“金匪”,多次烧毁金工窝棚。清政府在辉发河和三道沟设立卡伦,常年派兵把守,阻止“韩边外”与外界联系。

    咸丰五年(1855),清军进剿南山“金匪”,面对官军的大举进剿,众弟兄主张开枪抵抗,韩宪宗认为官兵抵抗不得,抵抗了官兵即是土匪,于是采纳了副首领李炮头(李茂林)的建议,施以重贿,官军不战自退。此后一直采取“兵来我走,兵走我来”①的办法,走了一条既不做顺民也不同官府对抗的道路。

    韩边外地区在清政府的不断进剿的过程中,采金不止,势力范围不断扩大。1858年,淘金区已由夹皮沟、老金厂等区发展到富太河、砍椽沟一带“封禁区”。185911月,清政府令吉林将军组织城乡抗俄团练会,夹皮沟采金自卫团也随之称为团练会,由韩宪宗任练长。韩边外地区形成了包括今桦甸、安图、靖宇、抚松、敦化、蛟河部分地区的统治区域。采金工人与日俱增。1861年,夹皮沟金矿区开采的砂金矿点仍有老金厂、头道岔、二道岔、三道岔、四道岔、五道岔、老西沟、老营沟(二道沟)、三道沟、大线沟,并发展到木其河流域、红石临江等地。开采脉金矿山除夹皮沟诸矿点外,古洞河、那尔轰也开始开采。

    同治年间,清政府对夹皮沟一带聚众挖金者,视为“游匪”、“马贼”,令吉林将军数次派兵搜捕、驱散,“焚烧窝棚”,但南山的“金匪”是屡剿、屡驱不散,来吉林的人越来越多,进入夹皮沟的人更多,其采掘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同治元年(1862年),韩边外在夹皮沟又开掘了立山线、大猪圈、东驼腰子、西驼腰子四个矿点。用火烧法开采脉金。同治三年(1864年),夹皮沟金矿区老牛沟热闹沟(今小北沟)开采砂金,因在一个时期内金业大旺,采金人众多,热闹非凡,故得名“热闹沟”。

    18551864年,每遇官兵进剿,韩宪宗便带领金工,填平矿坑,把金场主要工具和房屋全部烧毁,退避到深山老林之中,官兵每次撤退后,他们再回到矿区,重建家园,开采黄金。韩宪宗一面与官兵周旋,一面进行采金,韩边外地区损失极大,但是却保全了性命和达到了能够继续采金的目的。再加上夹皮沟交通不便,每到冬季,大雪封山,人马难入。而到春、夏两季,河水泛滥,道路泥泞,更是人马不通。夹皮沟森林密布、道路多为羊肠鸟道,官兵进剿时不熟悉地形,很容易迷失方向。因此,进剿只能在秋季进行,而每次又都徒劳无获。基于以上情况,经过多次进剿之后,官府对“韩边外”也就无可奈何了。最后不得不采取“抚而用之”的政策,承认了“韩边外”的特殊地位。

     庄金铨《韩边外祖孙占据吉林夹皮沟六十年纪略》。

 

 

 

 

 

 

 

 

 

 

第二节  韩宪宗的最初治理

 

    韩宪宗经营的夹皮沟矿区,在乱世中图存,夹缝中生长。自打消灭了梁才以后,凡不听调遣、不服管束的金工、乡勇兵丁、佣人以及属下,凡未经韩家允许私自进出韩家领域者,凡土匪、盗贼及有通匪、通盗之人,甚至稍有嫌疑者,不分轻重,不问情由,都不用草拟文书,就地处决。处决的方式也是非常严酷的,如:砍头、活埋、沉江,或在冬天塞入冰窟窿中。初偷就要割耳、或脸上刺字、杖责、鞭打,过三则必沉江。对于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小偷小摸、不务正业的“沟溜子”(二流子)及散布不满情绪的人,一律训诫严惩,游街示众,重者杀头,轻者罚役或驱逐出境。这些制度除了韩家的人员不受约束外,其他就连韩家最亲信的大管家姜继昌家族也受约束,工人和佃户更要严受约束。严刑峻法之下,也不免有冤魂遍于四野。一个大字不识的韩宪宗,憨厚的表情里透着悚人的威严,但却打造了东北地区、甚至在整个中国都极为特殊的地区。韩边外地区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局面。

    所谓“路不拾遗”,即为行人在路上发现别人遗失的小东西,都会拾起挂在附近醒目的树枝上或放在木墩或石头上,以便失主回来寻找。如发现别人遗失的贵重物品及大量金钱时,发现者都会在原地苦等失主。在此期间如果来了第二个过路人,发现者便会向他(她)详细交待清楚,由第二人继续守候。失主不到,第三、第四个过路人继续依次守候,直到物归原主为止。只有家中有孕妇临产急于接产婆的人,自家或邻居死了人请人收敛或去亲友家报丧的人,家中有急重病人接郎中给病人治病的人,不用守候等待失主。

    所谓“夜不闭户”,是指韩边外地区不允许有盗贼、乞丐出现,夜间不用插门。白天居民出门也不用锁门,只用一根木棍在外面顶上房门即可。过往行人路过,如果饿了,只要有住家,无论主人在与不在,都可以进入找饭吃甚至住上几天。如主人在家,必热情款待;主人不在家,有现成的饭菜即可吃完就走,没有现成的饭菜,可以自己动手找米做饭,吃完收拾完毕,关好房门即可赶路。但不准拿走主人家的东西,违者以匪、盗论处。

    韩边外地区,那种桃花园般的景象至今依然让人们津津乐道:

    “韩边外”的人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金工们以采金为业,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淘取金灿灿的黄金。农夫们以农耕为主,以辛勤的劳动获得五谷杂粮。然后他们互通有无,或以金易粮,或以粮易金。到了冬季,他们还从事采伐业、狩猎业、捕捞业等其它副业,获得其它的生活必需品。

    “韩边外”地区,韩家鼓励开荒创业,以劳动谋生。广收佃户,大批流民流落到韩家管区,一概收留,人尽其才。会木匠的就进木匠铺,会打铁的就进铁匠铺,没有手艺的要种地可以开荒务农,头三年不收租粮,自得自收,三年过后平地收租一石二斗,山地收租八斗,瘠薄地收租六斗。但是三年过后,也不必按葫芦抠籽,按亩测量,实种实交,而是说多少是多少,完全是一笔良心帐,凭的是诚实和诚信。出现一些多垦少报的现象,韩家也不计较。如遇荒年欠收,地租还可减免。新来户缺口粮,可以去韩家借粮、借种子,秋后归还不收利息,如缺畜力可以去韩家借牛使用,秋后送回。有困难拖欠租粮的,也不计较,也不逼收租粮。

    “韩边外”地区那些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者,无人供养、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韩宪宗特意设立的免费食宿、收留路人和逃荒灾民的麻房子里,来不撵、走不留,象这样暂住的人经常不下百余

 

 

人。这些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夏天还可以得到单衣单裤,冬天可以发到棉袄棉裤,能劳动的可以剥麻,按麻多少发给工钱。临终了,还可以得到免费的棺木,穿上免费的寿衣,毫无牵挂地离去,但要在棺木中放四个饭碗一绺麻,意思是来世变做牛马报答韩家的恩德。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安定的局面又为教育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韩宪宗本人虽然从未读过书,目不识丁,但他在掌握夹皮沟金矿区的统治后,广招人才,举办教育事业。据日本人守田利远1885年所著的《满洲地志》一书记载:当时在韩边外领地内有学校九所,二道甸子一所,荒沟二所,桦树林子三所,五虎石一所,梨树沟一所,头道沟一所,平均一名教师有十三名学生,每校每年用费三十余吊钱。这些学校都系村夫子的私塾。在韩家特别设有学校一所,以同族子弟数人为学生,由教育监理程环廷任教。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安定的局面也为韩边外地区娱乐活动的丰富奠定了基础。最初的娱乐活动,只是在金工发现金矿和大金疙瘩时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后来为了酬谢山神土地保佑人安矿丰,便从吉林、奉天等省,每年请戏班唱戏。一般都固定在几个平地用木板等搭台唱戏,后来人们就将这些地方命名为上戏台、下戏台、宝戏台。上戏台在韩边外官井子矿区的大房子(即会房),即今洪沟道口处。下戏台在原来的民井子矿区,有由两根红漆彩色盘龙柱组成的门斗,每根柱子有一抱粗。上戏台和下戏台的名称,是因两戏台的位置而言,上戏台与下戏台两地相距约1200余米,上戏台地势较高,下戏台地势较低,两地高度相差近70,高处为上,低处为下,且上戏台主要是官井子矿区,下戏台主要是民井子矿区,故分别被命名为上戏台和下戏台。宝戏台位于柴岭与迎山岭(迎客岭)之间,即今选厂沟通讯塔西侧废矿石堆处。之所以被称为宝戏台,是因为这一地区得了大宝——大的狗头金,并有二人传演员在戏台上“逗宝”而得名。今上戏台地名已鲜为人知,下戏台、宝戏台作为地名延用至今。据说1861年,清朝咸丰皇帝驾崩后,全国停止娱乐活动,北京的戏班还到“韩边外”地区演出过。当时,三处露天敞口大戏台,便于人们从山上、山下,从各个角度看戏,八戏连台,对台而唱,观众拥挤,热闹非凡。于是,“韩边外”的名字在关内外传开,当时有的民间艺人还把他编成故事说唱。

    此时的韩边外地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胡匪窃盗、没有兵患。在当时中国国运日下,民不聊生,义军突起的情况下,峰峦叠障、气候寒冷的大东北屏蔽了一个特殊的权似政府的“真空地带”,可谓是“国中之国”。戏台上笙歌飞扬,戏台下各坑口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运出,远近商贾们乐于奔走、自由买卖,校园里书声琅琅,市街日渐繁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颁旨声传到这里已经微弱难辨。人们交口相传,趋之若鹜。“韩边外”地区的人口、户数不断增加。

 

第三节  镇压乌痣李农民起义军

及南山人民反对清丈斗争

 

    韩宪宗在与进剿官兵巧妙周旋的过程中,除了消极躲避官军的进剿外,还主动地寻找机会,不惜重金,进行贿赂。他委派善于周旋、能说会道的程思敬进入省城,以吉林将军府为主要目标,选择重要官员施以重贿。很快,程思敬也当上了大清国的官员,成了吃皇粮的人。此时的韩边外地区与官府的关系也略微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北山“民井子”立山线坑、西驼腰子坑、南山“民井子”大猪圈坑、东驼腰子坑,都是利用了主动出击赢得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扩张开采的。

    无论是巧妙地与官军周旋,还是对清朝官员进行贿赂,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韩宪宗一直在

 

 

寻找一个长远的办法。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到来,并被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更进一步拉近了韩宪宗与官府的距离,并使对峙较劲的局面发生了微妙的松动。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并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清廷调兵围剿,加以镇压,1864年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势力将这场熊熊烈火压住。大规模的中原起义刚刚平息,没曾想,就在清廷想坐下稍事歇息的时候,东北形势发生了巨变,农民起义烽火遍地,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清风暴。东北的农民起义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从1860年开始逐渐展开的。1860年,王达和李凤奎率众在热河和朝阳起义,1862年,王五和李维藩领导农民在昌图起义,1865年,王起和马傻子(马振隆)在四平街拜盟起义,转战于梨树、怀德、长岭、农安、永吉、桦甸等境,东北的农民起义达到高潮。同治四年(1865年),原来活动在辽宁奉天(今沈阳)朝阳义州一带的土匪“李半疯”(乌痣李、李维藩)、刘果发(东山刘)突窜吉林,骚扰百姓,威胁官府。其中一部分兵力来到距夹皮沟不远的辉发河南岸的那尔轰一带活动,其前锋北上,兵锋直逼省会吉林。同治五年(1866年)乌痣李、刘果发率部分起义军东征沿辉发河一带打进吉林南山附近。木箕河、柳树河子、夹皮沟等地人民纷纷投奔,杀富济贫,声势浩大。

    本是清朝“龙兴之地”的东北,历来兵多将多,防守森严。但从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后,大批驻防部队被调入关内镇压太平军,清政府早已军费不足,兵力奇缺,地方治安一下子变得空前严峻。无奈之时,时任吉林将军的德英,只好上行下效,奉旨建旗,但此时官军已无可调之兵,于是,拟用韩宪宗的练勇来剿杀义军。吉林将军德英将此事上奏朝廷后,对“韩边外”历来持剿杀态度的大臣们,此时也一致同意“抚而用之”。经皇上御批后,马上就派人檄调韩宪宗出兵剿匪。

    而此时,多年来和官府周旋的韩宪宗,突然又遇到了农民起义军兵临境外,因此万分警惕。但是韩宪宗却不知如何对待起义军。打出境外吧,起义军并未打到自己的地盘以内;不打吧,又怕起义军打到自己的境内,抢夺黄金。当韩宪宗接到调兵的公文后,一切就都解决了,因为这对于韩宪宗来说是“正投怀素”①。清政府为他想出了一个对付起义军的办法,那就是助官府剿杀起义军。

    韩宪宗在同众头领商量后,从练勇中抽出二三百人,于同治4年(1865年)秋冬之交,由李茂林率领下山帮助清政府“协力剿捕”。他们配合清军乌里布率领的鸟铳营官兵,在那尔轰岭南与辉发河沿岸,与李维藩、刘果发所率的起义军展开了激战。

    战事尚未结束,吉林将军德英因“丁忧”(父丧)离职,富明阿继任此职。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同治元年(1862年),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神机营。同治四年(1865年)因腿战伤未愈,准赴京医治,仍命管理神机营。“伤病久不愈,诏允回旗”②。同治五年(1866年)任吉林将军后,受命督剿马贼。

    富明阿继续利用韩宪宗的武装力量征剿起义军。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交战,在辉发河两岸和那尔轰大岭一带,先后“毙匪一百余名,烧毁其窝棚二十余处,西南一带渐次肃清”③,取得了剿匪的初步胜利。接着,又由鸟铳营总乌里布与副都统富尔荪的两支清军配合夹击,在关家大桥、苇子沟、槐树沟等地“连战连捷”,擒诛“李半疯”,终于将“马贼”全部“肃清”④。就连韩宪宗本人也曾说过:“帮助官兵,协力剿捕,勇敢效死,几经大敌,誓歼马贼,无遗类矣。”⑤

  ①桦树林子善林寺“万古流芳”碑文。

  ②《清史稿·列传》第12101页。

  ③《吉林通志》卷四第20~21页。

  ④《清史稿》·《富明阿传》。

  ⑤桦树林子善林寺“万古流芳”碑文。

 

就在大部清军转战各地、吉垣兵力空虚的情况下,富明阿除征调韩边外助剿外,还抽其部分练勇,到省会吉林“协助官军守城”①。

    清廷原意是想借韩宪宗之力剿匪,以毒攻毒,以收韩宪宗与乌痣李两败俱伤之功效,但实际上韩宪宗却借机扩充了他的势力。他一面安插佃户垦荒耕种,一面仍继续采金。这一时期,夹皮沟金矿区老牛沟热闹沟(今小北沟)开采砂金,金业旺盛,金工较多,因此得名为“热闹沟”。

    就在韩宪宗助官府剿杀乌痣李农民起义军之时,农民反对“清丈”的斗争又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所谓“清丈”,就是官府丈量农民土地,其目的不是为了升科就是为了加赋,是为了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搜刮。因此遭到人民的反对。1865年,富明阿派孝廉、满人文福清查吉林南山土地。文福派曲某及随从若干深入南山,实地清查丈量土地。当曲某一行行至二道江时,被农民捕获,全部杀掉。富明阿得知此事后,当即派文福带兵前往南山加以镇压。

    文福奉命进入吉林南山,但由于南山山高林密,地广人稀,捉拿反对清丈的农民实属不易。于是富明阿再次请求韩宪宗的帮助。韩宪宗立即应允。他派徐景升为文福做向导,派李荗林带兵接应,再加上“鸟铳营营总”乌里布的武装,很快便找到了闹事的农民。其中一部分人被捕遇害,一部分逃到辉南和抚松那尔轰等地。这样,南山人民反清丈斗争,在官府与韩宪宗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本来,韩宪宗采取的是“兵来我走,兵走我来”的办法,走的是一条既不为“土匪”也不做顺民的中间道路,但当农民起义军与清朝统治阶级对立之时,当农民反对清官府丈量农民土地之时,韩宪宗帮助清政府加以镇压,并因此得以顶戴加身,这就偏离了他最初的道路,走上了偏向于清朝统治阶级一方的道路,从此也就开始了韩边外封建化的过程。

 

第四节  清政府赏 “六品军功”及

韩宪宗“招民垦荒”

 

    韩宪宗在配合清军镇压乌痣李及南山人民反清丈斗争后,就已经改变了他既不为顺民也不为匪盗的初衷。本来吉林将军富明阿对韩宪宗采取“招抚”政策,为的是“以毒攻毒”,想的是“坐收渔翁之利”。但韩宪宗一面配合官军扫荡和征剿义军,另一方面又借此机会扩充军备,借机扩采黄金,借机扩垦荒地,不但元气未伤,反而增加了势力。而朝廷是不会允许“金匪”存在的。富明阿既不敢对韩宪宗硬性剿杀,又不敢让朝廷知道金匪的存在,无奈之时,便开始真的招抚韩宪宗,以帮助他躲避朝廷的注意,减少自己的麻烦了。

    富明阿在上奏朝廷为韩宪宗请功的奏折上,大费了一番脑筋。首先,这韩宪宗的“宪宗”二字,就得想到清朝的避违。只有国家立宪的大法,老百姓是不能用“宪”字的。其次是“宗”字,皇帝仅清朝就有太宗、世宗、高宗、仁宗等等,作为清朝子民的韩宪宗是不能用的。于是,便把韩宪宗的名字改成了韩现琮。其次,朝廷历来剿杀金匪,为韩宪宗请功就绝不能用“匪”字,因此,富将军在奏折中一律改称韩宪宗为“金厂头目”或“夹皮沟总头目”。

    在富明阿的奏请下,同治五年(1866年)夏季,朝廷明谕:赏给夹皮沟金场总头目韩现琮“六

①《清史稿》·《富明阿传》。

 

 

 

 

 

 

品军功”,同时准其开垦木箕河、桦树林子一带荒地数百垧,让其弃“匪”为农。其他金工头目等也各有领地开垦。昔日的“金匪”总头目一跃而为朝廷功臣。这一年,韩宪宗又向清政府吉林将军衙门缴纳“二十万元”领荒。这说明,一方面韩宪宗受赏开垦一定地区的荒地,另一方面出资有偿领有一定地区的荒地。韩宪宗的孙子韩登举在民国五年(1916年)给吉林省长的禀文中称“窃以桦邑所属之加级沟,系绅旧金厂区域,又系自有之已产。于前清同治年间,经敝先祖(指韩宪宗:笔者注)价领此荒”,也说明是有偿领荒。虽然朝廷意为让韩宪宗安心务农,但是韩宪宗却并未离开他所经营的金场一步。他一面开垦荒田,一面继续经营着采金业。也就是说,“金匪”依然存在,富明阿的招抚政策实际落空。186610月(九月),富明阿派兵查封老金场(即今老金厂),禁止采金,并多次派兵前往老金场,安插私垦游民、挖金游民。皇帝也谕令富明阿:对于“挖金流民,究应如何安插,必须熟筹办法”,并对富明阿严厉斥责:“该将军历次陈奏,但云勒限遣散,而于安插之地并未筹及,实属颟顸”①,并命其“仍著悉心筹画,或即准令在金场附近开垦,或另择空闲地方耕种度日,必得各安生计,仍设法弹压稽查,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倘或冒昧从事,致将来别滋事端”而出现差错,“必唯该将军是问。”②在朝廷的斥责下,富明阿对“安插金工”转务为农一事,不敢再流于形式。他认为众流民之所以死守矿山,就是因为他们以采金业为主,因此只有为其另谋生路。于是富明阿在同治五年十月上奏清廷,报称韩宪宗已不再从事挖金生产,“该头目业已来省,先行缴械,俟河水冻结,依限全数移出,改业归农”③,并以韩宪宗无业可归为由,着请将“葳沙河毗连色勒河以下穆奇河、漂河、桦皮甸子等处,沿边未开荒地,酌给该金夫等认领。免交押荒地价”④。葳沙河、穆奇河即今苇沙河、木箕河。1126十月十六日)清帝旨准,将木箕河、漂河、桦皮甸子一带荒地百余垧放荒安插金工。并“令其明春自行开垦,至第三年每熟地一垧仍交大小租市钱六百六十文”。⑤本来,东北封禁之地,不仅禁止开矿,而且也禁止垦荒。但事实正好相反,矿山已开采多年,垦荒也为数不少。如在桦皮甸子,半拉窝集地方,即查出垦成熟地八百余晌。清廷谕旨这些地方,“准给佃户认领,不加押荒。每熟地一晌,连本年共收三年地租市钱一吊九百八十文,以示体恤”⑥。

    富明阿在得到谕准后,立即派户司兵司正堂、记名副都统、花翎协领那斯洪阿和花翎协领富尔丹,带领隶属于各司的胥吏、人役等,奔赴吉林南山奉旨放荒。韩宪宗对于那斯洪阿等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以热情款待,还赠以厚礼。在韩宪宗的一番“招待”下,那斯洪阿等人便忘掉了“公事公办”,于是,双方几乎未经任何争论便订下了“君子协定”:韩宪宗带领金工停采金矿,迁到穆奇河、漂河、桦皮甸子等处领地务农,“每金工一名,给荒地五垧,不征荒价,”垦后三年,按朝廷规定每年征租六百六十文,由韩宪宗发给地照。这样,韩宪宗不仅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安插金工”,而且还可以“招民垦荒”,收取租税,实际上,韩宪宗获得了这块土地的统治权和所有权。

    在韩宪宗安插金工、领荒务农后,由于木箕河、漂河、桦皮甸子等处山高林密,开荒困难,因此金工大多不愿离开矿山去开垦荒地。在最初的二三年内,土地开垦不多。韩宪宗便在他管辖区域四周入境的各山口、船口、要道之处挂上“招民垦荒”、“百姓同居”的木牌,招徕四方游民,入境安家,垦荒务农。由于韩宪宗广泛招募,轻徭薄赋,再加上中原地区土地兼并严重,破产农民纷纷

①颟顸:糊涂;不明事理。

     ③④⑤⑥《吉林通志》卷四,第21

 

 

 

 

 

出关谋生,所以不到几年的时间,“韩边外”地区的人口、户数不断增加,木箕河、漂河、桦皮甸子等处的荒地也得到了大量的开垦。“据不完全统计,1866年,清廷在这里查出的已垦土地为八百垧,到1877年,已垦土地已达到九千七百六十二垧”①,即在十一年间,增加了十二倍。到1880年之前,金沙河南及辉发河左近开垦之田,业已连阡接陌。

    富明阿在派员奉旨放荒、安插金工后,又派前署任副都统富尔荪亲往覆查,认为“委无偷挖情弊,所有金夫,除遣散驱逐外,其余概归桦皮甸子等处务农安业”②,于是明令封禁了夹皮沟金矿。对于苇沙河金场,此地多盗贼,恐此地再有偷挖寻衅之事,于是派富尔丹等带兵二次前往巡查,结果是并未发现有偷挖现象。但唯恐此地辽阔,山路崎岖,难免不无偷挖情事,于是在同治7年(1868年)318(二月二十五日),制订《对苇沙河等处金场明定派员分季轮查章程》。规定:“每年以春、冬为率,派原办安插金场之协领那斯洪阿、花翎协领富尔丹二员,轮流带兵巡查一次,有匪必获,有棚必焚,并严禁米面,以杜偷运之弊,以专责成而奠疆域”③。事实并非如此。韩宪宗并没有放弃开采金矿,而是利用这一时机,领地务农,辅助其继续开矿。1868年(同治7年),夹皮沟采金工人增至4万多人,日产黄金500多两,月产黄金15000余两,系韩边外产金鼎盛时期。从韩宪宗安插金工、领荒务农开始到1880年的十几年时间里,官府一直以为韩边外地区几乎没有人偷挖金矿。因为韩宪宗开采金矿在夏季,而富明阿派员分季轮查金场只是在秋冬两季,这个时间差便使官府产生了错觉。同时,韩宪宗又招民垦荒,更让官府认为韩宪宗是一个严格按官府意旨办事的“良民”。

    总而言之,韩宪宗已成为朝廷的六品大员,使韩边外获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从而避免了过去那种大规模的朝廷进剿,出现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及生产的发展;招民垦荒,又使东北长期封禁的土地得到开发,促进了东北历史的发展。在垦田务农的掩护之下,韩边外地区的采金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五节  韩宪宗修建木箕河

地窨子宅院及寺庙

 

    韩宪宗受到朝廷封赏,领有大片荒地后,在韩边外地区获得了合法的居住权。于是就准备大兴土木,接家眷安居。

    同治六年(1867年)春,韩宪宗在考虑了风水、地理、政治、经济、交通等诸方面的因素后,把居所选在了夹皮沟与桦树林子中间、木箕河下游临近江口不远的一处地方,并开始修建。这块土地,北面群山环绕,木箕河缓缓往西流过,注入大江,南面是一望无际、绵延几十里的平川。尽管东西之间虽宽不过数里,尽管当时这里树木浓密参天,一眼望不出去几十丈远,但是一经开垦,便是一处肥沃的土地。

①《吉林通志》卷三一,第2页。

②《吉林通志》卷四一,第2页。

③《吉林通志》卷四一,第3页。

 

 

 

 

 

 

 

在正式宅院没有建成之前,老边外韩宪宗为迎接侯氏夫人的到来,先在北山脚下修建了一片简易的民居,作为临时住所。这所简易住房依山而建,背风向阳,就地挖坑,取土搭炕,几乎就是在平地上支起房盖,苫上茅草,朝南安上房门,便成了住处。进入这种半地下式的茅屋,必须拾级而下。虽然室内阴暗,又不美观,但冬暖夏凉。当地人称之为“地窨子”。从此这一地区也就被称为“地窨子”。虽然正式的住宅在年底建成,四周筑起了城墙及炮楼,韩宪宗几次要把“地窨子”名字改为“金城”,但老百姓已习惯了已有的称呼,无论韩宪宗如何严厉,也没有把名字更改过来。

    韩宪宗从1846年离家出走到领荒安家,已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虽然曾多次探家与家人小聚,但终不能与家人长期厮守。此时,他的儿子韩寿文已长大成人,并娶邻居刘家女子为妻。母子、婆媳之间相处得相当融洽,现又聚在一起,老边外一家终于阖家团圆了。

    地窨子为韩家的老宅,是韩宪宗经常居住的地方。新建的地窨子宅院非常宏伟,占地一万七千多平方米。整个建筑用用石条砌成三米高的石围墙围成四方形。除西南角为草棚外,西北、东北、东南角均设有炮台。紧邻西北角炮台稍南有一南北走向的闲人房,紧靠东南角炮台稍北也有一南北走向的闲房。两座大门开设在南墙的东、西两侧,南面靠东为大门,两旁设有门房。大门西侧为西大门。门前是用青石雕刻的“犀牛望月”和“海马朝阳”的精美图案。西大门正北对着马棚。西南角为草棚。穿过大门进入外院,即东南角闲人房、马棚及西南角草棚之间。进入大门,经过外院,径直前走便进入过厅,过厅东侧为待客房,西侧为杂货铺。过了过厅便是影壁。影壁前东西两侧分别是东、西厢房。接着就进入了内院,内院前为正房。正房中间为正厅,东西两侧为卧室,都是东北那种火烧的大炕。大院内由东西前后四个四合大院套房组成。房舍都是抬梁式木架,前出廊檐后出厦,磨砖对缝的砖瓦结构,非常气派。正房的后面建有一排仓房。从西大门进入,拐过马棚,再往前走,东西两侧便是相对的两处兵房,马棚的对面为两处并排、东西走向的仓房。宅院西围墙及南围墙外为大车道。在西北角闲人房边有一西北角门可通大车道。宅院大门曾悬挂“威震江东”匾额,后又悬挂吴大澂书赠的“安分务农”、“百姓同居”匾额。“安分务农”、“百姓同居”匾额后移至善林寺正殿卷棚内悬挂。

 

木其河地窨子“韩边外”宅院示意图

 

 

1869年,韩宪宗长孙韩登举出生。也就是在这一年开始,韩宪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盟兄李荗林等人,由河北乐亭请来盖德祯、王永昌、霍德明等木、瓦、画匠在桦树林子修建庙宇,即“善林寺”。1872年(同治11年)秋,“善林寺”落成开光,成为当地一大盛事。

    这座古刹坐落在风光旖旎、景色秀丽的松花江畔,依群山傍秀水,草木葱茏。有三重殿庑、雕梁画栋、巍为壮观。整个寺庙建筑由山门、院墙、前殿、正殿、后殿、配殿、钟楼、鼓楼等组成。布局严谨,错落有致。所有建筑如斗拱、木棂、门窗以及神、佛龛等均以精美的浮雕、彩绘和镂空雕钸。有人物故事、神话传说、山水花鸟等,作工精细,栩栩如生。“善林寺”无论在建筑工艺和装璜水平上,都堪称清代吉林省的一大奇观。

    寺庙院墙呈长方形,山门正南朝北,上嵌“善林寺”三个泥金大字,东侧院墙修建一座砖瓦结构的角门,人称“东大门”,上书“善林宝刹”四字。院外山门前两侧有石狮子。正门东西两侧还建有两个砖瓦结构的侧门,可直通进院。庙前平地广场有两个“四面斗”的旗杆。占地面积六十余亩。

 

 

善林寺建筑群

 

 

 

 

善林寺庭院青砖铺地,空隙间种植梨树、丁香、樱桃等花草树木。前殿亦即山门三楹,单檐硬山木架砖瓦结构。区中前面祀“山神”,为山神庙。供奉放山采参人的始祖“老把头”孙继高的塑像。“老把头”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穿靰鞡,手持放山用的“梭拨棍”。在“老把头”塑像背后的墙上,还画了一整套反映放山采参过程,以及狩猎“驱五毒”的彩色壁画。山神塑像两侧,西侧祀土地,东侧祀“皇帝”。“当今皇帝”泥塑头戴通天冠,身穿龙袍,手握玉如意,笑容可掬,两侧“大臣”手执笏板侍立待命。供桌正中牌位上书“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前殿后还悬挂木匾一块,记述修葺寺庙施舍募捐人名单及捐款数额。东西两侧各植汉白玉大理石碑一块,即“永垂不朽”石碑及“万古流芳”石碑,记载着韩家修建善林寺的过程和韩家的功德。

    “永垂不朽”石碑刻有如下碑文:

    神对灵英为善,必邀福泽,人心乐施重德,必获麻征。浩大因果,全赖众美合济,无量功德更伟万善同归。兹因桦树林子创修善林佛寺,浩大工程三年报竣。正殿精舍,以配祀也,

檐廊回抱,以障尘也,墙院回迎,避恶气也,雕梁画栋,殿庑巍然壮观,虽不称飞阁流丹,下怜无地,亦可谓胜举一时,芳垂万古矣。苟不勒之金石,铭之珉,何以翔贵蜚声,而推奖善人也。因是述明:何年、何氏,谁舍、谁捐,克知创始者之苦心,不易洞悉成者之乐施,犹难斯继后者,以视创施其难,其易何如也。而且铁石尚有断裂,土木其无摧残,第恐世异时殊,垣颓柱朽,待有端士仁人之绪,拓基而重葺之。则吾等勷举之苦心,永世而幸不泯也。美矣!善人是富,铭之于碑。诚哉:佛光普照,保之于后。芳名映于神怀,并序述于人目,庶不至于音沉响寂也。

    大清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巧月谷旦  敬立【按:原碑文竖式,此行顶格写】

    桦树林子善林寺“万古流芳”碑文:

    粤自古圣王之制祀也,慈悲救苦则祀之,化育生成则祀之,法雨施民则祀之,忠劳定国则祀之,威驱虎豹则祀之,艺傅师表则祀之。非是族也,岂可使后世诚感而祀之乎?兹因我屯桦树林子创修庙宇,采塑观音菩萨列对神像,始开荒田,新安乡民,若不清述颠末,何以启明后世,知我等之由来也。自云:我名韩宪琮,与盟兄李茂林等,原系放山采参刨夫,自咸丰二年,例

 

 

 

 

 

万古流芳碑

 

 

 

禁歇山,停刨之后,别改营生;有林中采菜、砍伐木枝者,各谋糊口不等。至同治四年,马贼作乱,忽起骤至,到处掠燹;关东三省大股数千,淫掠弱妇,威挟壮男,颠沛流离,民遭涂炭。不异汉代黄巾、唐世黄巢之暴甚矣!奈何贼风四起,官兵虑难围剿。时经润堂公德将军奉旨建旗招募乡勇,传札到山,招我帮兵。伏思:韩等山野村夫,敢蒙贵兵劝义招募,深仰国恩;清平雨露二百余年,食毛践土,勤王救民,正投怀素。奋激血气,制挺传呼,随我赴义左袒者,时聚二三百数;帮助官兵,协力剿捕,勇敢效死,几经大敌,誓歼马贼,无遗类矣。数载成功,嗣蒙治安公富将军表奏,奉旨奖赏六品军功,与我改名现琮,又恩给桦树林子、木齐河一事闲荒数百垧。顷遂蒙户司、兵司正堂、记名副都统、花翎协领子元公那三大人、森堂公富六大人,跋山涉水,拂葛攀藤,水岸山麓,绳丈秉公,安插佃户,开垦耕种。欹欤,韩等存者,顶服荣身,海内扬名;叹欷,勇阵殁者,云台空慕,凌阁难登。杳杳壮魂无归,安得泸岸之祭;零零勇骨无收,梦想战场之文,以吊唁哉;因是,创修庙宇,戒僧信持,每年四月十八日,香火胜会,醮坛道场,一为阵亡死者招魂超度,二为新设生民保安祈福。絜粢丰盛,为民保障,旱干涝溢,穰神圣消除。是国碑记云尔。

    本村六品军功,信士弟子:韩现琮

    独立成功施主: 李茂林      刘希广  都克沐  姚振东  冯世文  包志兴

                          丁德禄  李万有

    大清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巧月谷旦  敬立【按:原碑文竖式,此行顶格写】

    在上面碑文中,韩宪宗将马贼横行造成的“颠沛流离、民遭涂炭”与东汉末黄巾大起义、唐末黄巢大起义相提并论,足见此时韩现琮已为封建统治阶级阶层,并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的利益上说话。

    善林寺主体是居于正中的正大殿。正殿是由神殿和卷棚各三楹组成。神殿为硬山脊单檐抬梁式木架砖瓦结构的建筑,高大突兀,前祀关帝,称“关帝庙”。在正门两侧的两根红漆明柱上悬挂着一幅楹联:上联是“千古英名震宇宙”,下联是“一世忠英满乾坤”。神龛的两根红漆明柱上,两条金龙分别盘旋其上,神龛的额枋上悬挂“忠义同天”匾,为同治十一年寺庙落成时韩宪宗所献。关帝面南,泥像高大威严,关平、周仓分侍左右。后祀观音,为观音阁。观音菩萨面北赤脚盘膝端坐在神兽“地毛吼”背上的九品莲台之上,手持净水瓶、杨柳枝,似向人间遍洒甘露。观音背后是鳌山,左上方大鹏金翅鸟口衔串珠,右侧侍立神音护卫。上悬“诚孚慈佑”匾,亦为韩氏所献。两侧楹联是“出南海驾祥云霞光万道”,“圣水瓶杨柳枝遍洒九州”。正殿两侧还分别塑有苗王、药王、风、火、雷、电等神祗。

    正殿前面有一座高大的歇山挑檐式木架明柱的卷棚建筑与正殿前檐相接,是整个寺庙建筑的精华。内悬清末、民国年间大臣官员和吉林船厂、辉发官街(今桦甸市,当时未设县)各界名流、商贾豪绅所赠匾额数十方,有“浩气长存”、“壮志凌云”等等。还有盖德祯、王永昌、霍德明三位匠师赠送的“义气参天”等匾额。而著名者,当首推光绪六年(1880年)督办边务钦差大臣吴大澂所书赠的小篆“安分务农”匾。韩宪宗先将其悬于吉林市西关住宅大门上,光绪七年(1881年)韩氏又复制一块,悬于地窨子住宅。韩家破产后将住宅出卖,韩家总管姜继昌将此匾移于寺内,悬于正殿天棚正中。

    在前殿和正殿之间的东西两侧建钟楼和鼓楼。钟鼓楼建筑的上部是“四阿式”挑檐屋顶,底部为砖砌“城阙”式建筑。券门分别朝西面东,镌刻“晨钟”“暮鼓”于券门之上,内设有板梯。

    善林寺的后殿三楹是娘娘庙,正中供奉“三霄娘娘”(云霄、琼霄、碧霄)三尊女神。两侧有送子娘娘、眼光娘娘等诸多女神,作工简单。娘娘殿前侧是一座肢体残缺的残疾神像——“十不

 

全”。神殿亦为尖脊硬山砖瓦结构的建筑,殿前卷棚窄小而简单。正殿和后殿间甬路两旁建有砖瓦结构的八角“灯幢”式建筑,人称其为“焚香炉”或“香亭”,是烧香烧纸的地方。

    后殿西侧有一规模较小的小庙,为胡仙堂,其中供奉胡仙(狐狸仙)和黄仙(黄鼬仙)。东侧偏南有佛堂三间。此外,庙内还建有东西厢房各五间。

    这座造工精细、宏伟壮观、具有地方特色的善林寺,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占东北后,在松花江下游修建丰满电站,整个桦树林子镇及善林寺都被定为水淹之地。桦树林子镇迁到牡丹砬子南岸。但善林寺依山而建,地势较高,并没有被水淹没。1953年发生了历史上特大洪水时,湖水仍距善林寺大墙一丈有余。十年动乱,毁于一旦。惟残垣断瓦,一片废墟。  

 

第六节  八人班的矿峒地势及八人班名称的由来

 

    由清徐世昌主编的《东三省政略·边务·夹皮沟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夹皮沟在万山之中,山形环曲如盘。东倚金银鳖①岭,西到老营场②的渭沙河③,计长三十五里,南到四道沟前岭,北倚五道岔带山,计宽二十余里。其水西南入渭沙河,由老营场曲折东行,依夹皮沟河右岸,历头、二、三、四、五道岔。其左岸则头道沟山梁、老西沟、大猪圈、穷棒沟、岔顶子、小南沟也。各沟共约面积七、八百方里,沟内砂石翻腾,如丘如阜,盖皆砂金采竭之区,土人所指为废硐④者。而现今新硐在热闹街⑤之上游,相距里余。

    在金银鳖岭西三里余,有一矿峒名老碃硐,又叫八人班⑥硐。其位于立山线,为韩效忠执掌家业时官井子矿区最富的矿峒。老韩家的居民一直认为这里是最有希望的金矿脉,确信官井子矿区,尤其是八人班下层有巨大的金牛横卧,韩家在此只不过是采了个犄角。后来由于涌水而停止开采,但八人班坑内矿脉的下盘仍有很多富矿存在。

    八人班的峒口朝北,高2多,宽23多。从峒口下去,朝东南方向越过18级台阶后,地势稍稍平坦,约十余步远,再向南斜下二十四级台阶,转西南方向数十步,又折向东北,峒子狭窄,仅容二人往来。又弯曲成环形数十步,忽然峒子高耸3~4,人只能弯曲着腰向上爬。又下斜坡如梯十余步,峒子宽达2多,平展如窄巷,再走百余步(约数十米),炭气蒸腾,有烧木炭气味薰来,差不多到了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忽然间峒子宽大得像厅堂一样,是修凿出来的岩峒,就是铁匠炉。从这里又下斜坡十余步,变得稍为凉爽,气息稍平,矿峒高大如房。又下斜坡数十步,见到凿矿石的地方,高一丈余(约34),宽三丈余(约10宽),白石壁立⑦。

关于八人班名称的由来,有一个传说至今还在流传。

    光绪初年,到了年关,大伙都在准备年货迎接春节。到了旧历腊月三十晚上,采金工人在住的地方 —— 工棚子里忙乎着包饺子,老碃硐也要派人看管。这时的老碃硐矿脉极富,多产自然金。每逢年节,金工放假的日子,老韩家都要派人打更,以免有人盗拿金子。就在这年的春节,老

①金银鳖,即金银壁。

    ②老营场,即老金厂。

    ③渭沙河,即苇沙河。

    ④硐,即山洞。

    ⑤这里的热闹街指的是韩边外时期“大房子”附近,即今洪沟附近。

    ⑥八人班,即今立山矿。

    ⑦白石壁立,即含金石英矿脉象墙壁一样矗立。

 

 

韩家派出嫡系的人轮流看管这个坑口。冬天的峒子,虽然比外面暖和,但也有些冷意,这两个人就一边用明子①照明,用木柈子烤火,一边唠着嗑②。烤着烤着困倦和睡意便上来了。正在他们俩人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就听轰隆隆的一声巨响,惊得睁大了眼睛,只见眼前金光闪亮。俩人连忙起来四处察看,朝发光的地方走去,心里紧张,嘀咕着这是什么东西。走近一看,掌子头有金水慢慢下流。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到了,俩人一合计,决定拿点到外面去过好日子。于是就动手挖拿,逃离了韩边外地区。当时,韩家的看管并不是很严,这俩个人拿着金子逃跑也就十分容易。

    当俩个换班的来替换他们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人了。仔细一看,发现采矿场有自然金,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这俩人也跟他们一样,搂拿了一些金子,溜之大吉。

    当接完财神,吃过饺子后,有四个人商量着要去耍一耍。当时,老韩家地区,虽然有三个戏台唱戏,但每年过春节的时候也不是总有戏看,金工自身的娱乐活动也并不多,再加上好玩,因此,赌博现象还是很多的。这四个人一合计,上老碃硐耍吧。等到他们到了坑口时,见火也灭了,只有个象小虫似的小油灯闪着微弱的细光,却连个人影也没见着。找了好一会儿,有人发现自然金,但是只剩下一些碴子。这四个人一看,他们四个人都走了,就剩下咱们四个人了,余下的碴子也够用了。于是就挖挖拣拣,收拾收拾逃跑了。这八个人一跑便没了踪迹,当老韩家发现去追时,早已来不及了。从此以后,人们便将这个坑口叫做八人班。

 

第七节  清廷对私挖黄金的处置及韩边外金场停工

 

    韩宪宗自“助官剿匪”后,主要的精力就是结交官府。他用黄金铺道,收买了吉林将军府堂官李占鳌,又为原夹皮沟团练会副首领,善于周旋、能说会道的程思敬打通关节,当上了清朝的政府官员。程思敬以将军府为主要目标,选择重要官员施以重贿,建成了一条由吉林南山通往吉林将军府及各大要员之间的“秘密外交通道”,实现了权钱交易。富明阿虽然为韩宪宗更换了名字、邀功请赏、安插金工,但韩宪宗并没有离开金场半步,仍和“金匪”无异。1866年所封的老金场,只不过是象征性地查封。这在吉林将军府和韩宪宗之间当然是心照不宣的事。韩宪宗在吉林将军府眼皮子底下私挖黄金,而将军府及其官员们却视而不见,那自然是明摆着的事了。但是疏通了地方官府并不等于摆平了朝廷。当韩边外地区还在私挖黄金的消息传到远在北京的清廷后,韩边外的采金业便连连受挫,并导致了和夹皮沟有捆绑关系的吉林将军四易其人。

    同治末年,吉林将军奕榕督师北上,进剿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一带的“匪患”,但对于附近夹皮沟大规模的采金活动,却不闻不问。消息传到北京,清穆宗同治(载淳)皇帝非常恼火。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三日75),先帝同治皇帝以奕榕“剿贼不力”为由,革去其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③。

    奕榕被革职,穆图善继任吉林将军。上任不久,就发生了其属下云骑尉德升因涉嫌“贿纵金

①明子,即带油多的松树根。

    ②唠着嗑,即聊天。

    ③《吉林通志》卷五,第12页。

 

 

 

 

 

匪”①被革职查办的事件。德升在被押解归案途中逃跑,朝廷下旨严拿,不久,在奉天(今沈阳)被捕。在解往吉林途中,德升再次逃跑,竟“胆大包天”跑到北京向都察院自首鸣冤叫屈,指控协领全福“酿贼冒功”。经反复审理,到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朝廷发下谕旨:“已革云骑都尉德升,虽讯无贿纵金匪情事,惟不静候吉林将军审办,私自潜逃,迨奉省解回归案,复又脱逃来京呈控,殊属不知法纪。德升著照所拟,发往黑龙江当差。协领全福派往查拿金匪,并不认真剿除,实属缉捕不力,著即革职,以示惩儆,余著照所拟办理,该部知道,钦此。”②一波九折之后,全福背了黑锅。属下闹翻了天,上司也难辞其咎。1876422三月二十八日),穆图善被革职,古尼音布任吉林将军。

    18775月,清廷直接派“正三品”神机营护军参领双喜“在吉林访闻金匪韩边外有招摇挖金及勾匪抢劫情事”③,进南山访查,拿获“匪党”侯毓麒等五人,不料与候同行的“张礼、李得贵二人伺机逃脱”。双喜将“拿获匪党”上报朝廷。但是吉林将军古尼音布在审理此案后为了推卸“失察”之责,立即上奏否认,报称:“侯毓麒等前往省城买货,被双喜将账簿等搜去”④,将候毓麒等人说成是进城买货的商民,想压下此事,也为自己开脱。一个案子,二种说法,朝廷认为“情节互异”,不能草草结案。古尼音布失宠被革职,盛京刑部侍郎铭安署理吉林将军,处理此案。

    早在1876年,铭安就曾为治理吉林地方上书条陈过四件大事:剿马贼、禁赌博、设民官、稽荒地而受到光绪帝的赏识。此时,吉林金匪一案正好委铭安以重任。

    铭安到达吉林后,着手整饬治安,剿除马贼。但韩宪宗虽有“招摇挖金”的风声,却始终未给官家留下任何把柄。况韩宪宗曾助官进剿,受过皇封,此时经过发展羽翼已丰,不是一时能够剿除的。韩边外即使是在挖金上有过犯禁行为,也毕竟与抢掠民财的马贼不同。于是,铭安又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上奏朝廷,称:“韩现琮即韩边外,原系金厂头目,前经将军富明阿饬令安插流民及带勇守城,褒奖六品顶戴,此后并无为匪确据,候毓麒等均非金匪,审明拟结”⑤。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清廷发下上谕:“此案候毓麒等应得罪名,著刑部议奏,在逃之张礼、李得贵,著直隶总督饬属严缉,务获究办,韩边外能否安分,著吉林将军随时留心访查,严加管束,并著该将军即派妥干弁兵将挖金匪犯认真搜捕,毋稍疏懈,护军参领双喜所禀各情,事出有因,其误拿侯毓麒等送究、亦为因公起见,著从宽免其置议,余著照所议办理”⑥。

    “招摇挖金”查无实据,三位将军倒全栽了。双喜却落了个“因公起见”,“从宽免议”的结局。而吉林将军铭安把双喜一案压下后,就正式“征剿马贼,强化治安”了。

    铭安,字鼎臣,姓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年间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总兵、侍郎、颁诏朝鲜正使等职。

    但新官上任,铭安自有铭安的难处,当时,骄兵惰卒,实不堪用。为了强化治安,铭安就又想到了韩宪宗的武装。结果,铭安“传札进山”,韩宪宗“欣然从命”。韩宪宗募集猎户,配合官军组成了“吉胜营”。在清军统领穆隆阿、协领全福(前因云骑尉德升因涉嫌“贿纵金匪”事件,朝廷以协领全福“查拿金匪,并不认真剿除,实属缉捕不力”为由已革去其职,这里可能是重新起用)的统率下,缉捕逃匪、马贼、偷挖黄金者。“吉胜营”勇敢善战,所向披靡,剿杀大量马贼。穆隆阿、全福等因此得以官位上升,韩宪宗也因此得到了铭安所授的五品功牌及衣物等。事情也发生了一定的转机。

     ②③④⑤⑥《吉林通志》卷五。

 

 

 

 

1875~1877年,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吉林将军四易其人,老韩边外在熬过了这难熬的时光后,满以为可以继续平稳地经营他的各项事业了,哪曾想,转过年的春天,由于吉林将军府据实办案,得罪了一位家居吉林的四品皇家侍卫,于是,本是一桩民间小小的抢劫、栽赃案,却勾出了一桩牵连他的震动朝野的大案。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地处吉林通往南山之间、现永吉境内有一个叫做“偏脸子村”的地方,村民齐广贞与傅甸奎素有矛盾,于是与齐傅氏串通,让将齐傅氏家的钱粮等物假盗出后扔到傅甸奎家,之后,齐家报称深夜有盗贼闯入家中,抢走财物,并将齐傅氏老太太砍伤,栽赃陷害。官府根据报案,委派伊通佐领三庆前往现场查办此案。三庆到偏脸子村后,只听齐广贞一面之词,未辨真伪,便将傅甸奎缉拿归案。傅甸奎在堂上受审之时鸣冤叫屈,据理申辩。吉林将军铭安复审此案后,认为“起获赃物均多不实”①。不能以傅甸奎等为盗窃案具结,于是,上报朝廷。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十一日上谕批复:“伊通佐领三庆于承缉齐傅氏家被抢一案,辄听一面之词……实属草率糊涂。三庆著暂行革职,留缉正盗。并著铭安等饬令、会同现署佐领,迅将齐广贞传获解省,严加根究,务得确情以成信谳”②当铭安接旨后立即派员缉捕齐广贞,可齐广贞却不知去向。经铭安派人多方侦察后发现,齐广贞竞躲在原告事主齐傅氏家中。遂派人缉拿齐广贞归案。

    铭安据实办案,本来是一码一码,可这时,齐付氏的儿子、朝廷四品侍卫倭兴额这位京官的面子却挂不住了,认为铭安不仅使他的家仇未报,而且极大地损害了他家的名声。因此,倭兴额直接上都察院呈诉:“此案获赃拿犯情形多有不符,齐广贞亦并非该侍卫家藏匿不令到案,吉省原有股匪窜扰,该将军并不剿办,该处揽讼之程思敬,展转蒙蔽将军,致派委之人有接济金匪等情”③。原本是一桩民间盗窃案,性质突变而为政治大案,把铭安和韩宪宗都卷了进去。

    朝廷得知此事后,感到案件与吉林将军有关,便于1878915(八月十九日)又下了一道圣旨称:“……案关事主冤诬边匪猖肆,虚实均应根究,著派崇绮、冯誉骥驰驿前往吉林,秉公查办,据实具奏,随带司员著一并驰驿,侍卫倭兴额著即前赴吉林听候质讯”④。

    崇绮、冯誉骥奉命前往吉林,途中因冯誉骥另有要务,改令其转赴黑龙江。

    崇绮,字文山,原为蒙古族阿鲁特氏。其父赛尚阿,为大学士。同治三年(1864年)科举考试,崇绮状元及第,为一甲一名。这也是清王朝建立后二百几十年间历次科举中除汉人以外的少数民族中唯一夺取状元殊荣的人。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其女被穆宗——同治皇帝册封为皇后。崇绮也就成了皇亲国戚,并由蒙古正兰旗升为满洲镶黄旗,赐三等承恩公,迁内阁学士。光绪年间,又被提升为吏部侍郎。委派这样的朝廷重臣来吉林办案,也足见朝廷对此案的重视。

    崇绮到达吉林后,会见铭安,查阅档案,提审人犯、质证后报称:吉林确有“金匪”,但铭安访知后,即“派员查拿,遣散挖金人众,韩宪宗先期外出,未经拿获”⑤。日本大久保悌郎所著的《满洲马贼》中记述了都察院在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壬戌的一段上谕:

    “韩效忠(系韩宪宗——笔者注)系金厂头目,铭安因捕贼需人,准令投效。赏给功牌及衣物等件。韩效忠阳奉阴违,仍于挖金处所,句引图利。经铭安访知,派员查拿,遣散挖金人众。韩效忠先期外出,未经拿获。程思敬讯无蒙蔽情事,惟屡次运货赴金厂售卖。虽无与韩效忠句结为匪确据,究属交通往来。且平日干预地方公事,人皆侧目。副将哈广和赉(赏赐)送韩效忠赏项,及禀领军火等件,均有铭安札批可凭,并非私行接济。惟与韩效忠踪迹较密,以致啧有烦言(很多人因不满而抱怨)……”

     ②③④⑤《吉林通志》卷五。

 

 

对于盗窃案,崇崎奏请先将傅甸奎、齐广贞监禁一年,等拿获正犯后,再分别处理。对于倭兴额,崇崎奏请其回京当差。但朝廷得奏后却极为不满,18781211十一月十八日),清廷谕命“革去程思敬顶翎杖一百,徒三年”,并令崇绮等对金厂头目韩宪宗“严拿务获,讯明惩办,以儆梗顽”,并“将正犯拿获,查起真赃,严讯明确”①。

    本以为把案情上奏朝廷后就可以结案的崇绮,在接到上谕后继续查办此事。这时冯誉骥也办完了黑龙江的要务来到了吉林。铭安一面派哈广和给韩宪宗送信,令其迅速撤离金场,并消除任何挖金的痕迹,一面派部下四处查访盗窃案的真正犯人。崇绮、冯誉骥二人严饬部下限期破案,并在铭安的刻意帮助下,到光绪四年(1878年)冬底,终于将正犯徐花和殷幅缉拿归案。案情真相大白,倭兴额陷于窘境。

    但倭兴额并不甘心于失败,拿朝廷关心的“金匪”问题再做文章。1879228(二月初八日),倭兴额续控“上戏台一带有金匪千余人,仍在偷挖”。4月(三月),倭兴额呈控吉林将军铭安“暗遣哈广和与金匪韩效忠送信”,令其暂避,铭安属下的游击周衍勋“娶付氏女为妾”等。但是,此时韩宪宗早已移身田亩,开山挖金的痕迹早已消除。因此,当刑部司员尹寿衡与协领富凌阿前往上戏台访查后报告“现在实无金匪聚集偷挖情事”,游击周衍勋亦无娶傅姓女为妾情事。经崇绮核查也并无此事。这样,倭兴额的指控又成了“无中生有”。

    时近两年的彻查,以“均属子虚”告终。鉴于倭兴额指控铭安私通“金匪”韩宪宗为“任意妄诉”,187953,上谕将其“降三级调用”。继而又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铭安保住了乌纱,1879718,清廷实授铭安为吉林将军。安插在吉林将军府的程思敬,被“革去顶翎,杖一百,徒三年”,当了替罪羊,韩宪宗失去了智囊,断了臂膀,本人也由朝廷一个有六品军功的人,被正式列为“严拿务获”的钦犯。金场不得不全线停工。韩宪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八节  吴大澂微服私访与韩宪宗的被招抚

 

    1880年是韩宪宗最难熬的一年。此时,省城里因为“金匪”案件,吉林将军已四易其人;他本身经过三场官司及“偏脸子村案件”,不但程思敬落得个“徒三年”的结局,自己也由朝廷有六品军功的人,变成了朝廷的务拿钦犯;老家木石河又传来噩耗——胞弟韩庆宗在花曲柳沟家中被杀。这一切使得韩现琮犹如在热锅上度日。值得庆幸的是吉林将军铭安以其“先期外出,未能拿获”为由加以袒护,为韩现琮留下了一线生机。但这“外出”到何时为止?韩宪宗只能坐待事情的转机了。

    1880年也是韩宪宗真正转折开始的一年。这一年的1123,三品大员、钦差大臣吴大澂单骑深入,微服简从,入山私访,最终消解了存乎剿与抚之间的尴尬,决定了韩宪宗后半生的命运。

    吴大澂(1835~1902年),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官至湖南巡抚。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和文字学家,在列强侵扰、国家垂危之时,维护国家主权、不畏强暴、爱国爱民,同时又是改良派、洋务派的代表。甲午战争时,曾督湘军出关御敌,兵败革职。光绪六年(1880年),吴大澂四十六岁。于188031(正月二十一日),奉上谕,以“帮办边务大臣”的身份,

①《吉林通志》卷五。

 

 

 

 

前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一切事宜。吴大澂于614五月初七)到达吉林。

    此时的清政府,东北边疆危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不费一兵一卒,趁火打劫,1858年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瑷珲条约》,1860年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北京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继续在中国东北大搞侵略活动。如:竭力要求开放松花江,准允通商和沿岸贸易并多次非法闯入松花江,到三姓、吉林等地私行贸易;先后派出五起“远征队,”调查松花江地区水路状况及在沿途进行天文地理观测;在黑龙江地区私挪界碑、掠夺金矿等。为巩固东北三省的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抵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派出大员协助吉林将军筹办边防。

    吴大澂到达吉林后,十分关注“韩边外”地区。吴大澂感到,“韩边外”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声望都非同小可,如能“抚而用之”,不仅东北边疆得以巩固,而且可解除内忧。因此决计招抚韩宪宗,让他为巩固边疆效力。

    18801123,在冰天雪地时节,吴大澂仅带一名前导 —— 勇目牟振邦,单骑入山,微服私访韩宪宗。经过三日的奔波,26日(二十四日),吴大澂由桦树林子直抵木箕河地窨子韩宅。韩示“出迎数里,道旁叩见”,盛宴款待,并以金、银赠送钦差。吴大澂在地窨子逗留三日,目睹了战乱中的净土,乱世中的治世,于是,吴大澂向其“宣播朝廷德意,不追既往之咎”①,韩宪宗“感激涕零”,表示愿意出山,为国效力。为了让韩边外不再采金,安心务农,吴大澂让韩宪宗摘下与之身份不符的“威震江东”的牌匾,亲自挥笔书豪,以篆书写下“安分务农”横匾一块。接着又书写楹联一幅相赠,其上联为“知命乐天安其田里”,下联为“服畴食德宜尔子孙”。

 

 

 

 

 

 

 

 

 

 

 

 

 

 

 

 

 

18801128(十月二十六日),吴大澂带韩宪宗出山,31日(二十九日)抵省城晋见吉林将军铭安。一个占山为王,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居然被吴钦差这位儒雅的大员带到了省城,这在吉林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所以在他们抵达省城的时候,几乎是倾城出动,都想看一看此二人是何等人也。人群中不时有人拦住马头,赞其“为人公正,向以宽厚待人”,请求“奏请天恩”、“宽免其咎”。

①《三姓副都统衙门档》卷378,第406页。

 

 

吴大澂招抚韩宪宗、上奏皇帝的史事在《三姓副都统衙门档》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二十九日进城,道旁观者或鳃鳃过虑,乞臣奏恳天恩代其死罪。臣窃念韩效忠已六十二矣,折冲御侮非其所长,平日本无谋略,一以宽厚待人,人多乐为之用。南山民户素称其公直,从前籍匪出没之时,西至长山屯子,东至漂河,百数十里皆赖韩效忠为之保护。招致猎夫,帮助官兵追剿匪犯,先后拿获悍贼数十名,历任将军衙门有案可稽。此次臣一路访查,留心查看,桦树林子有韩效忠旧开烧锅铺一所,前后数十间,久已歇业,毫无存货。木其河住宅一院,二十余间,尚属完好。房屋约有数十间,多未修理,系雇工所住。臣周历巡查,并无枪炮刀矛违禁物件,仅有耕马四、五十匹,耕牛一百余条,所存粮食亦廖廖无几。农夫牧子纳稼涤场,各勤其业,确系田家风景。所有男妇大小人等,经臣亲自点验一百二十余人,亲族佣工均在其内。各山沟民户闻有五、六百家,就臣所见,各窝棚所有眷属实系安分良民,并非偷挖金砂之游匪。现拟派员进山,率同乡约、地保清查户口,编立保甲册籍,严饬韩效忠传谕各乡,不准收留外来匪党。臣拟檄令韩效忠为南山练总,酌募壮丁数十名,举行团练,保卫闾阎。无事则各自归耕,有事则守望相助,似于地方不无裨益。前经将军铭安给韩效忠五品功牌,业经追缴。可否,仰恳天恩准予自新,仍给韩效忠五品顶戴。伊子韩寿文,侄韩寿德、韩寿春等,近获贼匪捆解来城,拟请各给七品功牌裨知感奋勉为善良。臣亦当仰体圣明宽大之恩,剀切晓谕,严加约束。如韩效忠再有聚伙挖金等事,当与将军铭,妥商筹办。”

    这里说的韩效忠,即韩宪宗,1880年为六十二岁,实际此时韩效忠已为七十五岁。这一年吴大澂四十六岁,比韩效忠足足小了近三十岁,如果按岁数来说,真可以说是两代人,韩效忠足可以为吴大澂的长辈。可是,吴大澂作为一个朝廷的重臣进入南山,韩效忠岂敢以长辈自居?于是,在岁数上打了埋伏,使他与吴大澂的年龄稍稍缩短了一点距离。

    吴大澂来访时,韩边外地区已无挖金迹象,耳闻目睹的是对韩边外“剿匪有功”、“除暴安良”的赞扬及“世外桃源”式的净土。

    1880128(十一月初七日),吴大澂檄令韩宪宗为“南山练总”。1214(十一月初十三日),铭安、吴大澂奉旨赏给韩现琮五品顶戴,赏给其子韩寿文,其侄韩寿德、韩寿春七品功牌,其孙登举因有剿匪战功,授予参将衔。同时,吴大澂上奏朝廷:“夹皮沟等处金厂,并无大股聚挖之人,金苗既亦不旺,请仍明章封禁等语。该处金厂开禁招商既无裨于国课,著即明章封禁。仍当随时实力稽查,毋任再行聚伙偷挖。”①夹皮沟金矿再次被“明章封禁”。韩宪宗也正式被吴大澂改名为“效忠”,意为从此效忠朝廷。一名“金匪”,一名“钦犯”,终于在摸爬滚打了二十七年后,被体面地请进了官场,正式归顺了朝廷。

    吴大澂和铭安招抚了韩宪宗,令其在吉林南山招募壮丁数十名,组织团练,并任命韩宪宗为南山练总。这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韩边外”的合法地位,变相地否定了清廷的封禁政策,有利于东北的开发和建设。同时,韩宪宗由一个占山为王的流民首领变成了清政府在“韩边外”地区的代言人。原来封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区域,“世外桃源”式生活的“韩边外”地区正式被纳入了封建统治的范畴。“韩边外”地区又一次被历史改变了。

①《三姓副都统衙门档》卷378,440页。

 

 

 

 

 

 

 

 

 

第九节  韩宪宗修建吉林西关宅院

 

    韩宪宗在随吴大澂去了吉林省城谒见铭安时,跪地不起,在讲完了“认罪乞恩”后,便依序讲了“助官进剿”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讲了其家族被残杀大半及被马贼仇杀的自己唯一的一个手足兄弟,讲足了功劳,讲足了委屈,直讲得“涕泗交流,泣不成声”。一个大字不识貌似庄稼老头的韩宪宗竟讲得吴大澂、铭安及官员们动容唏嘘。1881年春,铭安令吉胜营官兵保护韩宪宗回九台木石河花曲柳沟安葬被杀胞弟韩庆宗。

    韩宪宗的胞弟韩庆琮在木石河花曲柳沟家中被杀有的记载是光绪五年(1879年),有的记载是光绪六年(1880年)。据《夹皮沟金矿工运大事记》载,此事在1880年初,“是年,采金工、猎户、农民数百人,在九台县木石河韩家老窝,发动了第二次“南山起义。”据《黄金王国的兴衰》载,此事发生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几个武功功底深厚的人,借口“乌拉街衙门里的信差,办公过路找个宿儿”,进门杀了韩庆琮,并割走首级。据《金城风云》载:由于韩宪宗派乡勇助官剿匪,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农民起义军的报复。韩家族人遭到屠杀,噩耗传到地窨子,韩边外泣不成声,认为是助官剿匪得罪仇人所致。据《三姓副都统衙门档》载:吴大澂上奏“为遵旨筹办金厂事宜并招抚韩效忠(即韩宪宗)吁垦天恩准予自新以安良善而靖地方恭折驰陈仰圣鉴事。……自擒斩孙百万等及查拿韩效忠后,近无著名头目。甚聚伙偷挖金者,率系无业流民,抚之未必得力,逐之恐为利诱,拟设法安置等语……”孙百万是三姓(今黑龙江依兰)东沟南浅毛沟金矿的金工大头目,光绪初年被清政府“擒折”。传说韩宪宗曾率部参与清军围剿孙百万,后来遭到采金工报复,1880年左右,韩宪宗胞弟韩庆琮在九台木石河被杀即与此事有关。

    韩宪宗在老家安葬完胞弟韩庆宗返回省城后,南山练勇又抓住几个入境骚扰的马贼,由韩寿文等押解到省城请功。铭安与吴大澂又商定在吉林西关为韩宪宗拨地修建新宅。一方面是拉拢恩惠于韩宪宗,另一方面也有羁绊驾驭的目的。

    1881年秋,韩宪宗在吉林西关的新宅院建成。从此韩家把木石河家族全部迁到桦树林子、地窨子以及夹皮沟韩家“大房子”大院和省城住宅。韩宪宗的儿子韩寿文等人就长期居住吉林西关。韩宪宗以此为“寄庐”,往来于木箕河与吉林之间。这座新建的宅院与桦树林子、地窨子两所宅院的风格完全不同。地窨子和桦树林子二所宅院在俄军烧毁重建后,比以前更加体面、气派。地窨子住宅占地一万七千平方米,周围用石条砌成九尺高的大石墙,房子都是砖瓦到顶,磨砖对缝。大院内东西、前后四个四合套房子,上有宿舍、客厅、学馆、厨房、兵营,下有麻房、油房、木匠铺等。桦树林子住宅四层院子一百一十四间房子,除了韩家家属的住宅外,有客厅、兵房、柜房、烧锅、木匠铺、油坊、碾磨房、仓库、鹿圈和拘留所等。四周大墙有八尺高,石底砖脊。地窨子和桦树林子两所宅院是韩宪宗占山为王时所建,边角都设置炮台,壁垒森严,正如当时的韩宪宗,粗犷大气;而吉林西关的宅院为四合宅院,为其归顺了朝廷,成了官府中人后所建,宅院不免就有了城市官宦人家严整、精巧的布局与结构。至于夹皮沟北沟上戏台(今洪沟)的韩家大院,只不过是韩宪宗经营夹皮沟金矿及其附近金场的大本营。

 

 

 

 

 

 

 

韩宪宗修建的这座新宅院,坐落于西关前新街的南侧。随着住宅的不断增加,在前新街南侧便形成了一道东西狭长、规整的胡同,即后来由于韩宪宗的长孙韩登举任统领而得名的“韩统领胡同”。

    宅院的正门及两侧悬挂着吴大澂书赠的“安分务农”小篆匾额及楹联“知命乐天安其田里,服畴食德宜尔子孙”。正门两侧为门房。进入大门,迎面便是一溜木质彩漆雕花的院心影壁,影壁两侧靠大街的地方辟有东辕门与西辕门。通往正房的是一条青砖铺砌的甬路,并修有一养金鱼的小巧的荷花池。同时,韩家又把吴大澂另书赠的“与民同居”匾,悬挂于地窨子家中。

    正房与东西厢房各五间。正房的前面建有前廊。东西厢房中间都是堂屋,两侧各有两间居室。正房的中间是正厅,两侧设有客厅及卧室。无论是正房还是东西厢房,都是一色的火炕。在正房的东西山墙之外,还分别砌有两座对称的坐地式烟囱。

 

吉林西关“韩边外”宅院示意图

 

    后来,韩家由于家人和仆役的不断增多,又在“韩统领胡同”南侧盖了一座前院。格局与原来的住宅基本相似。进了大门,迎面也是一影壁,再往前走两侧为东西厢房,东西厢房靠大门处分别添设二个耳房,再往前走就是正对的正房,建筑结构与原来宅子的结构一模一样。东北角是一座专门养植花卉的二层楼。楼前为南北走向的花园。西北角辟一后角门,成为往来于正宅与前院的捷径——出了正宅的大门,穿过胡同,即可进入前院。

    韩宪宗吉林西关新宅建成后,使他与清政府的距离拉得更近。吉林将军府也得以将韩宪宗控制在其管辖的最近范围之内,随时掌握韩边外地区的状况。清政府也就得以最大限度地控制韩宪宗的势力。韩宪宗也在吉林将军府这棵大树下“乘凉”,继续经营自己的金矿,并聚集人力开垦大片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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